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8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琅琊台上观山海》一文。
今年，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专家研判，史籍中记载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所建的“琅邪台”，实为今日琅琊台风景区琅琊山之巅；而秦灭六国后设立的三十六郡之一“琅邪郡”，其郡治便位于现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周边。
这座历经沧桑的高台，既是秦帝国的国家级工程，更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的重要历史见证。透过城与台之间的脉络，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掌控、延伸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在两千余年的时光尘埃中逐渐显影。
图为琅琊台遗址全景航拍。受访者供图
夯土高台：统一规划的宏大叙事
琅琊台遗址坐落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东、南、北三面环海，中心山峰海拔183.4米，自古便是古人登高望远、眺望沧海的绝佳去处。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写道：“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
早在2008年，多位天文学家便指出，琅琊台兼具观象授时与宗教祭祀功能，承担着观日出、定时节、望云气及祭祀四时主等多重任务。《史记·封禅书》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战国策》亦有记载：“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可见琅琊不仅是祭祀重地，更是齐国滨海要塞与东方重镇。文献中关于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记录，更为这一区域的历史背景增添了复杂色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四次东巡，其中三次驻足琅琊，并筑台立石。《史记》记述：“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及抢救性清理，琅琊台遗址于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主动性发掘。发掘范围涵盖主峰“大台”、东部“小台”、山南“窑沟”“台西头”以及东南“亭子兰”等多个点位，取得丰硕成果。
在考古队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的引领下，记者首先探访了琅琊台遗址核心区的“大台”。
吕凯介绍，经详细勘探，山顶夯土区域大致呈“T”字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团队推断，此处曾存在一处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周边分布着附属建筑及院落，整体规模宏大且结构错综复杂。
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描述：“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吕凯表示，依据发掘成果测算，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9米。在多年持续发掘中，揭露的夯土台基壁面显示出厚度约8厘米、极为均匀的夯层，土质坚硬，夯面平整，夯窝直径约7厘米。“推测当时采用金属平底夯具，工程质量极高。”
现场可见，台基西侧是大片已发掘区域，留存有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石铺道路等遗迹。登台踏步由空心砖铺设，每三级为一组，两组间设有平台供人歇息，部分踏步砖面还装饰有精美的凸线龙纹。
台下发掘出一处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室内东北角、东南角残留有壁砖。房间内设有一组排水设施，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构成。其中，入水口使用镂孔薄砖，专家推测用于过滤；地下管道现存长20多米，由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陶管逐节套接而成，两列并排，陶管与夯土间普遍填充一层红褐色致密黏土，起到加固防渗作用；石砌地漏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四边向中间倾斜，中间正方形石板上凿有方形孔洞。该地漏与管道相连，因位于入水口下游，专家推测污物排入后可由上游来水彻底冲洗。
考古工作者还在距台基西壁约23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石铺道路，由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石块铺成，边缘立有路沿石。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整、棱角分明，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组合后路面中部明显下凹。专家推测，除供行走外，该道路可能还承担排水功能。
从台基西侧顺山路越过山顶，步行百米左右即至台基东侧考古发掘现场。此处存有石铺路面、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院落门址等遗迹。门址处南北各有两块规则石柱础，门外北侧发现三列并排管道，陶管体量普遍较大，专家推测院落之外尚存排水需求较高的附属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指出，这些严谨规划与高超技艺表明，这是一处由国家意志驱动、统一规划建造的顶级官式建筑群。遗址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形制与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核心建筑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接近，属秦高等级建筑标准材料。
窑址炉火：服务“国家工程”的手工业基地
山顶的高级官式建筑并非孤立存在，也非凭空而起。离开“大台”，记者随考古队员来到山下发掘区。
首先抵达的是“大台”正南山下的夯土基址，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台西头”。调查勘探显示，该基址位于山前阶地，地势高亢开阔，南端距海岸约580米。基址呈正方形，四面有夯土基槽。发掘揭示，基址地面存在分级，每一级最外侧筑有宽约3米的夯土挡土墙，内侧或填土碎石，或为整平的生土。基址东北部发现一处长方形建筑基坑，平面呈规则南北向长方形，宽约9米，长度超22米，北部被现代公路占压。基坑内为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基址一致，其上原应有房屋，但因破坏严重，现存夯土面未观察到柱坑、墙体等迹象。基坑外围大部为垫土，未见明显夯打痕迹，应为室外场地。
吕凯介绍，此处出土遗物多为秦代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等。结合“台西头”夯土结构及遗物特征，加之其与山顶建筑有道路相通，推测此处建筑与山顶建筑同期营建使用。
随后，记者跟随考古队员来到“台西头”西侧的秦代砖瓦窑址区。
现场地势平坦，发掘区内发现10座窑址，均为马蹄形半倒焰窑，多数窑室仅存底部。考古人员发现部分窑有修补改造痕迹，有两窑共用操作间，操作间内发现柱洞，推测使用时上搭顶棚。现场还发现一道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层淤土。经分析，这应是服务于窑业生产的堤坝，用于蓄水。吕凯说，2000多年前，这里应存在一处完整的、为国家工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涵盖建材制作、运输和建筑建造等环节。
吕凯透露，窑址及周边出土了大量残断或变形的板瓦、筒瓦、圆形云纹瓦当、素面方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大台”发现的基本一致。发现的半圆形夔纹瓦当残块，较大者复原直径超80厘米，图案纹饰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等遗址所见相同，系秦代高等级建筑标准器。团队推断，当年修建“琅邪台”的砖瓦基本出自此地。
乘车约10分钟，记者一行来到琅琊台遗址中的“小台”发掘区。“小台”位于“大台”以东，濒临大海，现存夯土依托东侧自然山体夯筑而成，与山体共同构成直径240余米、平面略呈圆形、顶部平坦的高台。
此前，考古工作者在“小台”通过探沟等形式进行小面积发掘。解剖发现，发掘区内夯土夯筑过程大致分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土色区别明显，但均有夯层厚度不均、致密度不高的特点，与“大台”山顶建筑基址差异巨大。
考古人员推测，“小台”采用单棍夯技术，部分夯面保留明显圜底夯窝，呈现较早时代特征。除早年试掘中于夯土断面下部发现陶管道、夯土层中夹杂少量陶片外，几乎未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无大规模建筑。
吕凯表示，就“小台”庞大体量而言，应是官方营造、目的明确、规划严密的大型工程，环境特征符合《史记》记载的古人祭祀选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
大一统辐射：“琅邪郡”的治理网络
从“大台”制高点向西北眺望，约5公里外即是琅琊镇政府驻地。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队在该镇营前村遗址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了带有“琅县”字样的陶片。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部主任彭峪介绍，考古队员在遗址内两口古井中各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此外，水井旁还发现一处手工作坊遗迹。结合“琅县”铭文的官方属性，考古队员推测两件带铭文陶器可能与该手工作坊有关。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邪郡”位列其中，以“琅邪县”为治所。专家表示，“琅县”或与秦代“琅邪县”有关。
2008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原胶南市博物馆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琅琊镇和泊里镇之间调查到秦代遗存，推测为秦“琅邪郡”城所在。
自2019年以来，考古队对琅琊台周边开展详细区域系统调查及较全面勘探，于琅琊台西北方向约5公里的今琅琊镇及其周围调查到秦汉时期遗存，采集到形制与琅琊台遗址相同的云纹瓦当。调查还发现大量中小型墓葬，不少封土尚存。这进一步验证了此处存在具备一定等级和规模的聚落遗址，其与琅琊台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恰好符合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言：“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据勘探，琅琊台与琅琊镇间的古代海岸线较现代更深入内陆，其间仅存在一南北向高地名为季家岭，岭东配合工程发掘中发现秦汉时期道路，应为连接遗址与郡城的通道。
吕凯说：“经过系统调查以及‘琅县’陶片的出土，我们推断今天的琅琊镇驻地一带就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琅琊台遗址，有皇帝的驻跸之所。城与台之间，有道路相连。琅琊台、琅琊城与遥远的统治中心，又由更复杂的路网连接起来。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就浮现出来了。”
据史书记载，为巩固统一，秦始皇除了“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外，还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筑甬道……治驰道”“筑长城及南越地”等治国方略。
作为秦朝加强统一的重要手段，琅琊台是秦汉时期“乃抚东土”、巩固与维护帝国东部疆域统一的象征，考古新发现充分体现了统一王朝对东方地区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白云翔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徙黔首三万户”，十万余人从内陆迁到海边，他们带着家乡技艺，开采山海之间的草木土石，在这里筑台、烧窑、生活，最终扎根。
白云翔说，随着秦大一统王朝建立，通过琅琊台大型建筑群修建，秦文化迅速扩散至东部沿海地区，东周齐国的地域文化迅速汇入秦文化洪流之中。琅琊台遗址的发现，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又一实物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