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夏酷暑，无处消遣，随手翻开案头的《王秉恩日记》整理本，思绪不禁飘回此前那段漫长枯燥的在线查阅电子全文的日子。起初接触《王秉恩日记》，纯属偶然——我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发布的古籍全文数据库中，发现了一部晚清浙江人士的日记稿本。这部稿本多达五百余页，篇幅不短，但内容记述相当简略，宛如一位晚清“职场人”的工作流水账。作者显然并非名门望族或文坛大家，否则后人也不会如此直白且略显粗疏地将其命名为《某人日记》，这名字透着一股随意，甚至带着几分尴尬与无奈。
《某人日记》共三册，书写于朱丝栏稿纸之上，字迹潦草难辨。从时间跨度来看，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元旦，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除夕，前后历时七年。几乎每日必记，多则三四行，少则寥寥数字，偶尔也有因事务繁忙而漏记的情况。行文基本使用黑墨，偶有例外。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六日入广东秋闱期间，改用朱笔书写，直至九月初十日结束。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未见记录，原稿空出五行，始终未补，一百多年过去，依然留白。在第一册首页朱丝栏外侧，盖有一方“朱鼎煦印”白文鸟虫篆小方印，由此可知此稿曾为宁波藏书家朱赞卿（1881—1967）别宥斋旧藏。朱氏藏书于1979年由其后人捐赠给天一阁。稿本中偶尔可见极小的浮签，纸质有白有红，以蝇头小楷作批注，推测出自朱老先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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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日记》稿本 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
**与王秉恩的“时空伴随”**
要确定《某人日记》的作者身份，首要任务是弄清其姓名、字号、籍贯及生辰等信息。依据《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二日记载：“张祥熊自绍来，寄来建儿禀，并鞋，又陈少堂赠扇”，可推断作者老家应在浙江绍兴。当时晚清碑学名家、绍兴人陶濬宣正在广东活动，但《日记》书法风格与陶氏迥异，且正月初三日提到“城南贺年（书局），与心云谈片刻”，这里的“心云”正是陶濬宣（1846—1912）的字号。尽管陶氏留有日记手稿，但主要集中于同治至光绪初年，并无光绪二十年后的内容，故作者另有其人。
反观《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这一年的记录基本完整。若不出意外，当时同在广州任职的王氏与《某人日记》作者之间，必然存在诸多交集。
经过对读两家日记，确实发现他们有着多次“时空伴随”。例如，《王秉恩日记》二月二十二日提及“光孝寺吊刘嘉树太守”，而同一天《某人日记》记为“光孝寺吊刘嘉树外艰”。一方面，《某人日记》补充了王氏日记的疏漏：两人前往光孝寺吊唁的原因，是刘名誉的父亲去世，而非刘本人。另一方面，他们极有可能在光孝寺碰面，只是双方均未在日记中记录此事。类似场景还有不少。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某人日记》记“督署衙参，又上福字禀贺”，这与《王秉恩日记》中的“督宪堂期，见”应为同一事件。三月初一，广州发生日食，王秉恩记“巳日食，时正阴雨，室中须明灯，雨雹”，《某人日记》则称当天“日食，正食时大雨”。两天后的三月初四，因“将军弟继仲山部郎诵经光孝寺”，王秉恩“往行礼”，《某人日记》同日也记“至光孝寺吊将军丧弟”。三月十五日，王秉恩记“姚世兄之母染时疫遽卒，吊之”，次日“往姚寓送敛”；《某人日记》十五日同样记“姚麟如母故，往看”，次日“姚麟如处行礼”。四月二十一日，王秉恩去“藩署贺太太生”，《某人日记》亦记“藩署祝寿”。五月十五日，李芷香母七十寿辰，王秉恩“往贺”，《某人日记》有“拜李子香太夫人寿”之说。六月十三日王秉恩“吊陈东之太夫人”，《某人日记》仅写“吊陈东之”，实则是陈东之母去世，并非陈东本人。至于六月二十二日两人分别记有“吊李芷香”和“吊李子香”，起初不知是李芷香去世还是其母去世。直到七月十一日，《某人日记》明确写道“湖南义庄送李芷香母夫人殡”，才确认此前系李母去世。
王秉恩与“某人”都与晚清著名学者朱一新（1846-1894，号蓉生）往来密切。朱氏乃浙江义乌人，著有《无邪堂答问》，时任广雅书院山长。据两家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王秉恩曾“赴广雅书院，与蓉生先生谈”；五天后正月初十日，“某人”也“赴广雅书局，与蓉生院长谈半时”。二月十五日下午，王秉恩再应朱氏之邀前往广雅书院。二月廿九日，“某人”又“至广雅书院，晤蓉生侍御”。直至同年七月初二，王秉恩在王子展处听闻朱一新病重，“为之不快”，酒席刚散，便传来“蓉生已于酉时殁于院”的消息，令他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他赶往广雅书院“哭蓉生”。“某人”得知消息后，在七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朱蓉生日昨归道山也，拟往送殓。西门过陈师庭，知明日殓，折回”，次日“又至广雅书局，送朱山长殓帖”。其实，初四日王秉恩也到广雅书院为朱一新送殓。一个月后的八月初三日，王秉恩到书院“奠容生”，某人亦“至广雅书院朱侍御灵前行礼”。
通常而言，在同一时间、地点，为同一件事，两人碰面的概率极大。梳理上述半年多的记录，王秉恩与“某人”屡次出现“时空伴随”，却互不提及，实在令人费解。
**《粟香室日记》揭晓谜底**
在《王秉恩日记》和《某人日记》中未见彼此身影，是否意味着两人虽相识却无深交？或许有可能。可惜，《某人日记》中涉及的徐琪（花农）、吴大澂（清帅）、张之洞（香帅）等人，此时均无日记留存。蔡元培（鹤卿）虽有日记残篇，但他身在京师，通过书信往来难以精确匹配。如何破解《某人日记》作者之谜？在逐一排除若干人选后，我们将目光锁定在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身上。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金武祥在结束丁忧一年后重新起复，赴广东任职于清鹾局。上海图书馆藏有金氏《粟香室日记》稿本，现存清同治元年至民国八年（1862—1919）近六十年的记录，完整保留了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的日记。而且，《某人日记》中金氏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如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某人”提到“金溎生、倪孟侯回省，皆来，未晤”。查阅《粟香室日记》同年三月十一日，金氏抵达广州，借住电报局，十三日移居城内：
> 午刻，搬寓城内大市街甜水巷口，计屋十一间，每月租银七两六钱。志山送菜，遂邀荣生、叔明、撷文小酌。晚警。
金武祥并未提及搬家后拜访朋友之事，那么《某人日记》的作者会是志山、荣生、叔明、撷文中的哪一位吗？一时难以确认。继续往后翻阅，《某人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有“至溎生处、镜湖处谈”的记录，而金武祥当天的日记只提到广西候补知府、浙江乌程人严震来访。鉴于“某人”是绍兴籍，严震显然不是作者。
当看到五月十三日《某人日记》再次提及“雨，溎生移居作邻，往谈”时，我们预感答案即将揭晓。然而，粗翻《粟香室日记》同日记录，既无“某人”来访，也无金武祥搬家之意，令人颇感失望。但不死心之下继续翻阅，竟在《粟香室日记》下个月十三日找到武氏搬家记录，这才恍然大悟：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闰年，金武祥搬家发生在闰五月十三日：
> 移寓宝庆街德源里，与陈孝兰、张志山、汉山昆仲对门。每月房租九元，挑夫五十七名银二两五钱。午后，雨时作时止，下午大雨滂沱，入夜不止。幸行李已于未刻搬竣，陈、张均送菜。帮忙者叔明、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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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武祥《粟香室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
据金氏所述，新居位于陈孝兰和张志山、张汉山兄弟寓所的对门，这与“某人”所说移居作邻相吻合。由此可确定，《某人日记》作者当时的住址在广州西关宝庆街德源里。那么，“某人”姓陈还是姓张？起初觉得可能是张志山，毕竟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金武祥移居时，张志山已送过菜。但金氏明言张志山与张汉山兄弟同住，而《某人日记》从未提及有个弟弟同住。据此，我们反而排除了表面可能性更高的张志山，转而查考陈孝兰的资料。
再回头审视《粟香室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廿六日记“早，孝兰来”，且未提及张志山、汉山兄弟任何一人，这与《某人日记》同一天记“至溎生处”完美契合。至此，《某人日记》作者谜底揭晓——“某人”即是陈孝兰。
**他曾招待过蔡元培**
由于晚清从广东到浙江或京师的信件邮递时间不确定，尽管《某人日记》多次提及给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写信，很难直接从众多收信人中筛选出“某人”就是陈孝兰。如今既然确认了身份，回头再看，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前文已述，《某人日记》作者为浙江绍兴籍，陈孝兰正是绍兴人，蔡元培是他的同乡后辈。现存的《蔡元培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一日，延续至1940年二月，中间不乏缺失。在清末这段日记中，蔡元培称陈孝兰为“陈孝翁”。如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九日蔡氏记“得广东陈孝翁书”，几天后的八月三日写回信，便有“致陈孝翁书”的记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因周晴岚（鉴）之事，还给广东的陈孝兰写信，足见两人长期保持联系。
蔡元培与陈孝兰交往中，令蔡氏印象较深的一次发生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当时二十七岁的蔡元培刚于前一年考中进士，南下游览，到广东拜访浙江同乡陶濬宣、朱一新、徐琪等，陈孝兰留他在广州的清鹾总局住宿。此事蔡元培一直铭记于心，晚年作《自写年谱》仍念念不忘：
>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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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的相关事迹，便源自《自写年谱》。蔡元培所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文，已收入《蔡元培全集·蔡元培闱墨辑存》。从《某人日记》来看，陈孝兰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一直保持与蔡元培的书信往来，如该年五月初四日曾寄“蔡鹤卿函”。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还曾接济蔡氏。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九日记“日前又致蔡鹤卿函，送银十六两”，便是有力证明。这些点滴细节，可作为《蔡元培年谱长编》的补充。
**陈解元也是个“打工人”**
陈孝兰大名陈陔，与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的孙子陈陔（孝笙）同名。由于陈孝笙与毛公鼎的关系，山东潍县的陈陔名气远大于浙江绍兴的陈陔。前文虽已解开“某人”即陈陔之谜，但行文仍用“陈孝兰”，以区别于山东那位。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称陈孝兰为“陈解元”？众所周知，“解元”是古代科举乡试第一名的专称。一生籍籍无名、半生沉沦的小吏陈孝兰竟中过解元，乍听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不容抹杀，陈孝兰确曾在乡试中一鸣惊人，那或许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翻阅清人黄安绶编的《国朝两浙科名录》，山阴陈陔之名，赫然位列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浙江乡试榜单之首。
浙江省图书馆藏有《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一册，此名应为后人拟定。这本日记所载之事，始于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终于十一年（1885）五月。彼时陈孝兰尚未参加乙酉科乡试，只是一介老秀才，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其为“陈孝兰解元”。反而是天一阁博物院藏的这三册《某人日记》，名副其实的《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简单省称为《旅粤日记》。不知天一阁博物院如何看待这个定名？或许有更恰当的名字，但继续使用《某人日记》确实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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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 浙江省图书馆藏
光绪十一年（1885）秋，陈孝兰从广东赶回浙江，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竟高中第一名解元。从《国朝两浙科名录》看，同榜第二名是晚清大儒俞曲园的孙子、俞平伯之父俞陛云（1868-1950）。绍兴同乡汪瑔（1828-1891）在《旅谭》卷四中提及陈氏中解元后的心境：
> 山阴陈孝兰茂才（陔）博学工文，薄游岭南，意不自得。光绪甲申，和余《寒雨感怀》诗云：“飘忽韶光去若烟，东风无力放红棉。病躯宜守庚申夜，禊事常怀癸丑年。尘境何方安草阁，俊游久不到花田。清明应有思家感，不觉星星入鬓边。”其侘傺可以想见。明年归里，举乡试第一。以书抵余云，虽幸得一举，而与哲嗣齐年，良深迟暮之感。盖年已四十矣。孝兰骈体文以才气行之，不规规于夗黄鹂白，其合作可以上攀二稚（胡稚威、洪稚存），惜旧稿散佚，今所存无几耳。
其实，中举这一年，陈陔已四十四岁，俞陛云年仅十八岁。次年春，二人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同样出人意料。亚元俞陛云中了一甲第三名，如今我们去参观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未进大门便能看见门内悬挂的“探花及第”大匾，那是俞陛云那段荣光的见证。去年在杭州得第一名的陈孝兰，竟然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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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陔《光绪十一年乡试朱卷》
中举后的陈孝兰，按惯例刻了一本《乡试朱卷》分送亲友。时至今日，他的生平事迹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若非藉由这薄薄的《朱卷》及这几册沉埋百年的《日记》手稿，我们很难了解“某人”的家世。据《朱卷》记载，陈陔原名尔臬，字孝兰，号感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世居郡城内仓桥街。迁仓桥始祖名陈衍，祖父名陈文鳌，父亲名陈维藩。他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四月二十六日。《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三十日提到“同人为孝兰、心嘉补祝、预祝，心嘉系端午生”，这是王氏日记本年唯一一次出现陈孝兰的名字。预祝是为生于五月初五的庄心嘉，补祝自然指向生日已过四天的陈孝兰。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卷十一，陈孝兰曾“师事王心柏，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他与金武祥堪称世交，金父金应澍的《澹庵自娱草》附录陈氏寿诗八首、寿序一篇，金氏本人的《粟香三笔》也请陈孝兰撰序，时在光绪十年（1884）甲申东坡生日。
陈孝兰原配徐氏，系徐元澍长女。继娶陶氏，系陶复本之女、陶念祖胞妹。陶家也在广东做官，《日记》中不时出现作者去陶家看望岳母的记录。又有“拜吕外姑”之说，可能续娶的陶氏夫人后来去世，陈氏再娶吕氏。因陈孝兰长子陈璟出嗣，据《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三日丑刻，他的夫人（或许是吕氏）为他生下一女。由于非儿子，五十三岁的陈氏不免“为之怅怅”，此时他可能仍未有子嗣。长女幼殇，次女嫁给了江西浮梁县严绳祖。十天后的十一月廿三日，《日记》提到“得程函，知严婿病故，不料二女亦复命苦。生我者皆苦命，我生者亦复如是”，知严绳祖卒于本年，二女儿也成了寡妇。陈孝兰的家庭，确有遗憾，并不美满。
同光年间，陈孝兰一度前往四川担任幕僚。据杨洪升《缪荃孙年谱长编》记载，早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金武祥的表弟缪荃孙（1844-1919）就“在川督署幕府，与同事陈陔（字孝兰）订交”。此后，陈孝兰转赴广东，谨慎小心，或通过捐纳，或通过保举，终于谋得一小官。从《日记》看，他可能署理过清鹾局坐办、广州通判，同时还需帮督抚处理文案工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廿七日，陈孝兰记“偕文案诸公见新帅，奉谕总理文案，从此多忙少暇矣”。陈氏口中的“新帅”，应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谭氏前任李瀚章，《日记》中称为“李帅”。除了忙着到将军、督、抚、藩台、臬台、学署、粮道、运台等各署衙参、禀见，还要完成收呈、收电、启稿等公事，每逢初一、十五及节日要去圣庙、武庙、文昌宫、天后庙、火神庙等处行香、陪祭，万寿宫随班朝贺，龙王庙求雨，东汇关祭关，并襄校广雅、越华、粤秀、端溪、羊城等书院月课卷，改诗赋、八股文，另外还有婚丧喜事的庆吊往来。《日记》对清末底层小官吏的日常记录甚为简要，可以看出五十多岁的陈孝兰，真是个忙得马不停蹄的“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