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东那些事儿》。咱们接着聊伊朗，不过今天得先解开一个让人挠头的谜题：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两支正规军——国防军和革命卫队？一旦真打起来，往往是革命卫队冲在最前面当尖刀，而国防军却像个“隐形人”一样存在感极低。要弄懂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咱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百多年，从波斯改名叫伊朗的那场大变局说起。
上一回讲到，欧洲殖民扩张的脚步越来越快，拥有悠久历史的旧日强国波斯，不幸成了英国和俄国在中亚搞大博弈的一枚棋子。在那个殖民主义横行的年代，波斯虽然名义上还是个独立国家，但昔日的辉煌早就没了影儿。现在的这点独立面子，不是靠自身实力硬撑出来的，纯粹是因为它侥幸成了英俄两国的缓冲地带，谁也没法单独一口吞下整个波斯，才勉强保全了体面。
面对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穆扎法尔丁沙在1906年8月宣布退位，由皇太子摄政，并成立立宪会议推行宪政。五个月后，穆扎法尔丁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他的儿子、当时的摄政太子穆罕默德·阿里正式即位，成为波斯历史上第一位立宪君主。在英国和俄国的暗中支持下，穆罕默德试图绞杀革命、恢复君主专制，结果不仅没成功，反而被迫流亡欧洲。
随后继位的是卡扎尔王朝末代沙阿艾哈迈德。他登基时年仅12岁，所以由叔祖阿里·礼萨担任摄政王。阿里·礼萨虽是备受各阶层敬重的正直政治家，但彼时已届87岁高龄。次年他去世后，卡扎尔王朝的大厦彻底摇摇欲坠。
中央皇权在保守派、立宪派、革命派以及独树一帜的教士团体的反复拉扯中不复存在，各地地方实力派迅速坐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种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尽管波斯在一战爆发后迅速宣布中立，但奥斯曼土耳其为了避免英国、印度和俄国通过波斯连成一片，无视中立声明悍然入侵，企图以武力捍卫其安全关切。最终，一战的战火还是烧遍了波斯的国土。
土耳其军队还没被完全驱逐，俄国接连爆发两次革命，波斯又沦为英国干涉俄国革命的重要基地。在一片混乱之中，哥萨克骑兵旅指挥官巴列维上校与当时颇有名望的立宪派政治活动家塔巴塔巴伊联手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权力。巴列维出任国防大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塔巴塔巴伊任首相。眼见手中权力被剥夺殆尽，自知翻盘无望的艾哈迈德沙阿，借口疗养自我放逐至欧洲。
1925年10月31日，波斯议会通过决议罢免艾哈迈德，推举巴列维为波斯沙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礼萨汗。波斯历史上最后一个世袭君主制政权——巴列维王朝，就此建立。
虽然同样是借国内政局纷争之机，依靠军权逼迫前朝退位上位，但礼萨汗与那种“总统总理总长都当过，到底听谁的？干脆我当皇上得了”的袁项城并不相同。礼萨汗起初其实并不想当皇帝，本想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世袭君主制，当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但由于阻力巨大，原本统治根基就很薄弱、手里只有点哥萨克骑兵的礼萨汗，最终选择了妥协。
这股巨大的阻力来自何方？这恐怕是很多朋友都没想到的。阻止波斯走向共和、把礼萨汗逼上皇位的，正是54年后推翻巴列维王朝、取而代之的什叶派教士集团。因为自萨法维王朝的伊斯玛仪一世在波斯暴力推行什叶派开始，波斯的皇权虽历经王朝更迭，却始终牢牢地和什叶派教会绑定在一起。所以只有波斯的沙阿，才迫切地需要什叶派教会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明人；而对于一位波斯共和国的总统来说，无论权力源于人民还是军队，教会只会变成政治版图中只拥有间接影响力的次要存在。
从卡扎尔王朝的立宪革命，到后来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波斯的历次革命方向或左或右，但教会势力从未缺席。他们无论表现保守还是激进，唯一目的就是要确保教会在波斯政治中的特殊地位，确保教士集团在司法、教育、财政上的种种特权。无论是之前支持立宪革命、将什叶派宗教思想与立宪精神相结合的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还是后来发动伊斯兰革命登上大位的鲁霍拉·霍梅尼，无不如此。礼萨汗虽然在国体上对教会做出了妥协，但他并没有因为一顶皇冠就把教会当成自己新的盟友。
所以他登基后就立刻开始对波斯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西化改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现代化改革。外交上，他运用高超手腕，利用英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重新签订新约，收回了卡扎尔王朝时期丧失的大部分国家主权，为波斯在这两位传统大哥面前争取到了更平等的地位。对内，他改革行政区划，完善司法体系，大力加强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像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波斯纵贯铁路，还有在中东享誉盛名的德黑兰大学，都是这一时期现代化改革的杰出产物。
与此同时，礼萨汗还大力推行世俗化，革除旧风俗，提高女性地位，禁止妇女佩戴面纱和头巾，强力支持现代化、世俗化的法律和教育体系，把什叶派教会势力从这些领域清除出去。为了对抗伊斯兰教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力，他开始鼓吹和扶植民族主义。他希望能从伊斯兰时代之前强大的波斯帝国荣光中找到民族骄傲，让人们牢记阿拉伯人征服波斯的屈辱历史，从而拒绝和轻视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为他的世俗化改革获得理论依据。
1934年，德国总统、一战战争英雄兴登堡元帅去世，德国总理希特勒兼任总统，开始自称元首。这位世界知名的奥地利美术学院落榜生，自从两次落榜后，就开始满世界鼓吹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所以当时的波斯驻德公使在参加完元首就职典礼后，虽然没听懂他在讲什么，但大受震撼。因此，礼萨汗在波斯驻德公使的建议下，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波斯的正式国名改成伊朗，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国土。
对于这种明显是和元首争夺“雅利安”这个词解释权的“辱德”行为，却被很多人理解成是一种亲德的表现。再加上二战爆发后，伊朗再次宣布中立，不仅趁机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永远拒绝英美援助苏联的物资经过伊朗运进苏联。所以在1942年，英国和苏联联合出兵，对伊朗展开了一场“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
当然了，英苏这次军事行动真的是为了去除纳粹德国在伊朗的影响力。所以两国和伊朗签署协议，伊朗接受英苏在国内驻军，而且把境内一切公路铁路、河流机场、港口、输油管道、电话电报和无线电视设施，全部移交给两国驻军管理。但是与此同时，英苏也承诺，以伊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担保，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六个月之后，全部撤出所有在伊朗的驻军。而作为亲德的代价，礼萨汗被迫退位流亡国外，伊朗的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子，也就是伊朗末代沙阿，我们通常所说的巴列维。
虽然说二战结束后，英国逐渐撤走了在伊朗的所有驻军，但英国的英伊石油公司依然牢牢控制着伊朗的石油生产。尽管英伊石油公司根据和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获得了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只需要交纳土地使用费和石油开采费，但英伊公司在协议中承诺的改善伊朗工人工资待遇、给予晋升机会，还有就是为油田所在地区修建学校、医院、道路和电话系统，这些全都没有兑现。而且随着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带动油价上涨，伊朗在石油生产和销售中获得的利润就更加变得微不足道。以1947年为例，这一年英伊石油公司全年税后盈利有4000万英镑，而其中伊朗只能分到700万英镑。
所以在伊朗国内开始出现石油行业国有化的呼声。1951年3月，伊朗议会通过了把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决议，然后选出了积极主张石油行业国有化的知名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萨台为伊朗首相，开始接管英伊石油公司。
对于伊朗政府的这次行动，实际上是英伊公司实际控股人的英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尽管美国为了弥合这两位重要盟友之间的矛盾，曾经提出按照美国和沙特的合作模式双方平分石油收入，但是却被双方同时拒绝。于是英国政府下令，英伊石油公司全面撤出伊朗，同时英国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因此伊朗的石油行业事实上处于了停摆状态，大量石油工人失业，而伊朗政府也失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于这场严重的危机，巴列维最初试图通过罢免摩萨台来和英国实现和解，但是却因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最后只好让摩萨台重新复职。与此同时，英国也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因为由伊朗共产党改组而成的伊朗人民党，在这场国有化行动中表现得颇为突出，这就引发了美国对伊朗倒向苏联的疑虑。因此在巴列维的默许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代号“阿贾克斯”的行动，在伊朗国内煽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
但其实伊朗人民党只不过是“喊得响、想干得少”，至于摩萨台，后来很多学者都分析，他本人应该并没有倒向苏联的想法，所以美国的阿贾克斯行动完全是反应过度了。2006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评价阿贾克斯行动，认为它显然导致伊朗的政局发展倒退，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伊朗人对美国干预国家内政感到愤慨，并且表示她愿意以美国官员的身份做出最诚恳的道歉。
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政变终结了摩萨台的政治生命，但是并没有结束伊朗世俗化的改革。伊朗沙阿巴列维通过和美国的合作推翻摩萨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巴列维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与情报署，即“萨瓦克”，通过警察治国成为了伊朗打拳砸物、名副其实的沙阿。最后巴列维继承了他父皇世俗化改革的志愿，启动了他的“白色革命”。在现在被称为“来自国王和人民的革命”的改革之中，巴列维不仅完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国有化，而且还引入了新颖的经济概念，建立了针对工人阶层的分红制度，而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土地改革。
经过这场改革，实际拥有土地、在历史上长期和教会、军队并列为伊朗三大政治主权的部落贵族，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将近有90%的伊朗佃农得益于这场改革，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巴列维还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而且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政府成立了识字军团，允许年轻男性通过做乡村扫盲教师的方式来代替他们的兵役义务。巴列维希望通过这场全方位的彻底改革，重建伊朗社会和伊朗经济，使得伊朗成为一个与时代相匹配的全球化、工业化的强国。但是最终事与愿违，巴列维雄心壮志的改革，不仅没能成功地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反而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自己的丧钟。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过程中，伊朗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被公平地分配。因为这些财富，或许是简单粗暴地被直接用于大规模的投资，造成的通货膨胀拉大了伊朗本就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又或者是被纳入皇室，成为了皇室、甚至是沙阿本人肆意挥霍的资本。
1971年10月12号到16号，伊朗在昔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古都、位于今天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纪念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这场耗资巨大、获得了当时东西方阵营共同捧场的盛大派对，在全世界展现了巴列维的伊朗如何金碧辉煌，与此同时，也让伊朗的贫苦民众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穷困潦倒的。
不过下层民众的不满虽然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但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却是巴列维和什叶派教会之间的矛盾。因为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把司法、教育等等很多自古以来都是由什叶派教士掌握的权利通通收归政府，而且这些什叶派教士几乎全都是地主阶层出身，无一例外在巴列维的土地改革中遭到损失。所以什叶派教会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改革的敌人。
1978年1月7号，伊朗新闻部指示德黑兰的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批评什叶派教士的评论文章，激怒了伊朗国内的教士团体和宗教学生。伊朗著名的学术中心库姆率先出现了激烈的抗议示威。之后随着伊朗政府的军警开枪、坦克上街，示威游行不断扩大，最终蔓延到全国50多个城市。除了宗教人士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城市中产阶级加入其中。
眼见局势开始失控，巴列维决定和温和的反对派展开协商。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接过了巴列维伸出的橄榄枝。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巴列维任命巴赫蒂亚尔为首相，负责平息国内局势。为此沙阿必须要把全部权力都移交给由首相领导的摄政委员会，同时自己还需要暂时离开伊朗。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和他的皇后收拾好金银细软，带着孩子流亡国外。虽然巴列维和新政府达成的协议是暂时离开伊朗，但其实这一走就是永别。以此为标志，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此终结。回过头来看，巴列维父子推行的世俗化改革之所以走向失败，根源就在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与什叶派教会的强烈抵制。
1953年美英联手策划的“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民选首相摩萨台，虽然让巴列维的王位坐得更稳，却在无数伊朗人心里埋下了对外部干预的深深怨恨。而70年代石油带来的滚滚财富，虽然让伊朗国民生产总值十年翻了四倍，德黑兰一度成为中东最耀眼的城市，但这份繁荣只属于少数精英，广大乡村依然贫困保守，贫民窟越扩越大，通胀率超过20%。萨瓦克秘密警察的高压统治，更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西化并不等于自由。而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正是通过遍布民间的清真寺网络，把反对国王的声音传遍全国。
1979年革命成功之后，霍梅尼面对的是一支巴列维王朝留下的、曾经追捕过自己的美式国防军。军队可以换旗帜，人心却没那么容易换，于是霍梅尼在旧军队之外另起炉灶，组建了一支效忠于最高领袖的新军——伊斯兰革命卫队。
就这样，伊朗形成了独特的“双军体系”：国防军（阿尔特什）延续自巴列维时代，职业化程度高，主要负责边防、海防与防空，应对传统外敌入侵。而革命卫队则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最高领袖的“亲兵”，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巩固神权体制、防范内部颠覆，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总统都指挥不动。两支部队的资源分配也天差地别。2025年伊朗预算里，革命卫队拿到了超过311万亿土曼，约60亿美元，是国防军177万亿土曼的将近两倍。革命卫队不仅拿钱多，还控制着伊朗近四成的GDP，业务横跨石油、基建、电信乃至议会。
相比之下，国防军装备陈旧，空军主力还是半个世纪前的F-14战斗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近期的冲突里，革命卫队冲锋在前而国防军相对低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支军队会内斗——在对美作战这件事上，双方是在协作的，国防军的四个兵种都在参与作战，空军甚至拼死掩护革命卫队的导弹部队。说到底，双方是一家人、是兄弟，只是国防军确实不是主角。
今天的伊朗，地下埋着世界数得着的石油和天然气，大学里女性占比超过60%、理工科高达70%，Z世代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得很。可与此同时，女性就业率长年徘徊在14%左右，几十年的制裁与高企的通胀，也一直拖着这个国家的后腿。从波斯到伊朗，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这条路从来不是直来直去的——现代与传统、主权与融入世界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论，而伊朗，就在这些矛盾里继续往前走。
这是本期《中东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