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不仅是当代欧洲思想界的关键人物，在国内学界也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部著作已被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栏目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开设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予以刊发。本文辑录了2026年6月至7月间发表的九篇短文。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
国家与不法 II
沿用本专栏此前的分析路径，参照保罗致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二封信中的教义，我们可以断言：今日，“那拦阻的”(il catechon)——即延缓末日降临的力量，早期天主教教父将其等同于罗马帝国与教会等制度(istituzioni)——正面临全面危机。我们因此目睹了“那不法的”(il anomos)的登场：这股力量不再受法律约束，带来毁灭，并僭越自称是神（故教父视其为“敌基督者”）。
美国便是明证。那里的制度已然停摆，权力落入一个言行肆无忌惮（对以色列亦然）、伪装成神祇的人手中。反思这一将西方世界卷入其中的时代境况，显得尤为必要。既然国家及其历史形态已丧失所有信誉，试图在制度的基础上重建拦阻末世的力量，纯属徒劳。更关键的是，“那不法的”或“无法无天者”并非来自外部的本原(un principio esterno)，而是制度解体时呈现出的自身面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并非外部入侵者；他们就是国家本身，正是那股本该延缓末日的力量。如今，他们却成了加速末日、使其陷入彻底破败的推手。
2026年7月27日
译注：
此条延续了阿甘本此前关于“敌基督者”的思考脉络。
国家与不法：关于“那敌基督的”思考
在新约中，“敌基督”(anticristo, antichristos)一词仅见于《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毫无疑问，该术语处于末世语境之下（paidia, eschate hora estin，通俗译本作filioli, novissima hora est，“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且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你们所听说的，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1]。”同样重要的是，使徒将末时定义为他所处的“当下”(adesso, nyn)：“那敌基督的来了”(erchetai，直陈式现在时)。紧接着，他明确补充，若需强调，可以说那敌基督的“现在就在世间(nyn en to kosmoi estin)”。如果如佩特森及之前的巴特反复提醒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末时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巴特写道，“不完全且全部无剩余地是末世论的基督教，就全部无剩余地与基督毫无关系”），那么我们便不应忽视“那敌基督的”这一末世背景。对约翰而言，“那敌基督的”即在末时“否认耶稣是基督（亦即弥赛亚）”的那位；因此，“好些人”——他们如同“那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构成了敌基督。此处隐含之意在于，敌基督源自教会(ekklesia)，却非教会真正的一员。由此，敌基督被多次定义为“说谎者(ingannatore)”（planos，字面意为“使……迷途”，通俗译本作引诱人[seductor]）。
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教父与神学家对“那敌基督的”的注释，重心并不在约翰书信，而在保罗致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即《帖撒罗尼迦后书》。尽管书中未直接使用该术语，但希波吕托斯、爱任纽、特土良及后来的奥古斯丁，已将保罗信中指涉的谜样形象——“不法的人”(l'uomo dell'anomia, ho Anthropos tes anomias)与“沉沦之子”(Figlio della perdizione, ho uios tes apoleias)——等同于“那敌基督的”。事实上，保罗也将这位被定义为“不法的”(anomos)者描述为“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敌基督的是一种尘世力量（一则经外传说将其等同于复活的尼禄），企图在末时模仿并伪饰基督的国度。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不法之人还与另一谜样形象“那拦阻的”（il catrechon，亦以阳性形式出现：“拦阻……的他”）紧密相连。被拦阻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此，与约翰书信一样，保罗书信的语境同样是末世（此前，使徒曾提及“神的公义判断……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奥古斯丁时代，这股拦阻基督最终到来的力量，已被等同于罗马帝国（据奥古斯丁所言，保罗未点名是“为避免希望帝国——当时世人皆认为帝国永恒——破灭而遭控侮辱”）或教会本身（约翰书信提及敌基督“从我们中间出去”，似也暗示此点）。无论这股拦阻力量指代罗马帝国还是教会，它都代表一种基于法律或稳固宪政的制度力量（特土良称其为“罗马的状况”[status romanus]——在他那个时代，意指“罗马帝国的稳定状况”——这一表述预示了我们现代的国族概念[nazione di “stato”]）。
关键在于厘清拦阻力量与“不法之人”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被解读为两股力量的冲突，其中“那不法的”或“敌基督的”需“除去”拦阻之力。“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ek mesou genetai)这一表达绝非意指不法之人是执行者；正如通俗本翻译(donec de media fiat)所暗示，是拦阻力量（无论是帝国还是教会）自行退让。在此意义上，后续文本十分清晰：“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拦阻性的制度力量与不法之人之间的关系，实为两种尘世力量的交替：一股力量退去，被另一股取代，或转化为后者。这便是保罗所言“那不法的‘神秘’已在行动”[2]并将最终显露的含义。仿佛“神秘”一词所暗示的那样，“那不法的”终将完全揭露之前那股力量的“真相”。
若果真如此，保罗的信便包含了一条不可忽视的学说，关乎一切制度力量的命运。依此学说，稳固建立的制度力量最终必将让位于一种不法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拥有宪政基础的主权者将被任意行使统治权的“无法的”主权者取代。因此，保罗的信传递出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讯息：我们当前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不法的神秘”。建立在法律与所谓民主宪政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正通过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该过程早已启动，此刻仅迎来最终危机）转向不法状态。在此状态下，法律被行政权力的法令与措施取代，紧急状态沦为常态。但别忘了，保罗的信还指出，一旦“不法的”力量显露，“主耶稣便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意味着，面对看似无路可走的处境，留给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既摆脱了“拦阻力量”及其表面制度稳定性，又未陷入那种紧急不法状态的人类共同体形式。而权力，注定会转变为那样的不法。
2020年10月19日
译注：
[1] 和合本译文为“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圣经引文以和合本为底本，并根据意大利语文本作了修正。
[2] 和合本译文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赞美米凯莱·马利[1]
自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起，哲学家不信任同时代人，尤其是同胞的传统便已存在。或许正因如此，我常避免阅读同胞当下的著作。此举或许不妥，但也未必无理。当一本书打破我的偏见时——例如最近阅读米凯莱·马利的《斯费罗波利的宏伟废墟》(Le maestose rovine di Sferopoli)时——这种惊喜与愉悦便更为强烈。马利的思维具备神奇的想象力，如同曼加内利[2]那般，这种想象力结合了非凡的智慧与文化素养。只要这位作者继续创作，意大利文学便能在废墟中存续，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此次的拒绝确属误判。
2026年7月21日
译注：
[1] 米凯莱·马利(Michele Mari, 1955- )，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及诗人。
[2] 吉奥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记者及文学批评家，系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与代表作家之一。
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
正如一位善于反思的科学家朋友来信所述，生物史上的根本事件，是能够感知痛苦(dolore)的微生物的出现。显然，这一命题需加以限定，须在“痛苦”前加上“快乐(piacere)”——作为前提或补充。若将生物的这一根本能力，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对“存在”的感觉(sensazione di esistere)的那段话联系起来（“感到自己活着本身是愉快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好’，感到这样一种‘好’属于我们是愉快的”），我们便可说：感知快乐或痛苦的原始形式，指的即是“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即感到自己“活着”。事实上，与“活着”带来的愉快感相对的，是截然相反的感觉，即出于某种原因——或表面上毫无来由地——感到活着很痛苦。
上述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段落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第九卷关于友谊的专论。在定义了活着的感觉是愉快的之后，亚里士多德补充道，朋友的存在同样令我们愉悦，而友谊正是对另一个人(un altro uomo)存在的共同感受(synasthanesthai, con-sentir)或赞同(consenter al)[1]，这个人因此成为“另一个我自己”(altro me stesso, heteros autos)。也就是说，不仅存在一种“存在”的感觉，且这种感觉总是已经被共同分担(condivisa)了；它始终是一种对他者存在的共感或赞同；而友谊，正是这种“对自身存在的感觉”所包含的“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的具体实例。
据此，我们可以联系存在感的另一极来展开论述。在此情况下，存在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快乐，而是痛苦。此时，与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相对应的，是对敌人存在的共感或赞同。若按施米特的说法，敌友之分定义了政治，那么政治的基础便是快乐与痛苦，它们定义了人的存在感，以及内在于这种存在感中的对他者存在的共感。友谊与敌意、爱与恨、对友人(philos)的爱(philein)、对敌人(echthros)的恨(echthairo)，并非指向某种激情学说；相反，它们首先是两个根本的本体论-政治范畴。若我们感到愉快的存在感，则处于友谊与和平之中；若我们感到可憎的存在感，则坠入战争与敌意。再次强调，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基底，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共同感受或赞同自身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自己置入世界的方式。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皆是自我。
2026年7月17日
译注：
[1] consentir作为及物动词意为分享某种感觉（体现词源con-共同、一起+sentir感觉，与下文condividere，即con-共同、一起+dividere分、分享、分担相呼应）；作为不及物动词，则意为赞同、同意、认可。
“真”与意见
“真”与意见之间关系的古老问题——在西方哲学起源处，巴门尼德的诗便已探讨此题——在今日获得了新的现实性。确实，对于古人而言理所当然的这两种认识形式的明确区分，在今天已被彻底消解。只剩下声称“是真的”(essere vere)的意见。于是，牢记一点变得愈发迫切：“真”与意见处于不同的平面。“真”——希腊人称之为aletheia，意指“无蔽”、“开放”——关乎“是”(l’essere)，即某事物“是、在”、“这里是的、有的、在此的”是某物而非虚无的体验。意见（希腊人称之为doxa，今人亦然）则关乎“是着”(gli enti)，即事物是这样而非那样的认识。巴门尼德告诉我们，前者是不动的（atremes，不动摇、无-畏[in-trepida]）、循环的、超脱时间的；后者则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因而可变、不确定。
但最重要的是理解人类这两种认识形式的关系。前者并不保障意见的正确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意见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追问意见是对是错。反之，只听命于意见的人注定倾向于认为意见是正确的。“真”同时开启了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可能性，而意见只能肯定自身的“真”。这就产生了一个表面矛盾：意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排除的错误可能性，反倒定义了“真”。
一个看不见“真”与意见差异的文化，生产出人工智能之类的事物便不足为奇。人工智能是一种doxa，它肯定自身的“真”却无法体验这个“真”。这种封闭了错误可能性[1]的doxa会将相信自己在使用它的人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
2026年7月13日
译注：
[1] 或作“对错误的可能性封闭”，即“把自己封闭在错误可能性之外”或“不对错误可能性开放”。
一条出路
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正经历一个文化的终结。这种意识常引出对“新开端”的要求或希望。所谓“新开端”，即长久传统崩塌后，迟早会形成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传统。与此天真期待相反，必须记住，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开端”，而是一条出路。即便假设“新开端”可行，一切也会像从前般重演——也许观念与计划不同，但仍受制于某种程度上与过去同质的历史时代与传统。在西方的历史崩塌之后，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想要的，毋宁是终结“时代”，彻底走出“时代”而非简单重来。去向何处？无法言说，而这恰是好事，我们的沉默比关于未必可能的未来特征的空谈更宝贵。重复诸如“新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等表述，此类空谈暴露出与过去的合谋。正如卡夫卡《给某学院的报告》(Ein Bericht für una Academia)中那头猿猴——它已变成某种截然不同（于猿猴）的东西）——所言：“我不想要自由，只想要一条出路。”
2026年7月6日
义人何在？
谁是义人？正义何意？正义指的当然不是主体的某种品质，即这人或那人的某种属性。如本雅明所述，正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是”而非意愿或意向的一个维度(una dimensione dell’essere, non della volontà o dell’intenzione)。斯宾诺莎认为，当你在神身上而非特定时间或地点看待事物时，事物便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人绝不可能“拥有”，而只能沉思(contemplare)之物。不过，在“在神身上”看事物——看到花“是花”，笑“是笑”，无辜者“是无辜的”——时，你会感到一种无法逃避的要求(esigenza)，一种不召唤什么也不要求什么，超越一切意愿或意向，在你身上起作用的要求——仅此而已，别无他求。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少女的话。她是纳粹占领区抵抗组织成员。被捕受刑却不招供。解放时，同志想将她作为英雄欢迎。他们告诉她，她挺过酷刑是因为政治信念坚定、对事业忠诚等套话。她却摇头说道：“不，我挺过来，只是因为我想，那只是一时的兴致。”她是正义的；她感受到一种全面超越她的要求，却一刻不认为自己正义，也不相信正义属于她。若她仅相信“正义的事业”而未看见正义本身，她便会屈服于酷刑开口说话。
因此，依犹太传统，义人——zaddiqim——隐藏在世界之中，首先对自己也是隐藏的。故而，想要奖励义人（仿佛这是惩罚罪人相对的另一面，即正义的另一面）便构成矛盾。正如惩罚绝不源于正义，只源于法律那样，奖励与承认也不属于正义。被承认和奖励的义人，即不再隐藏的zaddiqim，也不再是义人。
不应混淆法律的神秘，即罪与罚的神秘，与正义的神秘。因此，虽然罪人受罚是好的，但义人未必应得奖励。传说如是：义人行走于世而不被承认，直至时间尽头。唯有如此，他们才拯救了世界。
2026年7月3日
人与游客
在意大利语中，“游客(turista)”一词最早出现于1837年（“旅游[turismo]一词则要等到1907年才出现”）。其词源清晰：“游(tour)”（“壮游”[il grand tour]，主要前往意大利）始于18世纪，是欧洲贵族与知识分子为了解艺术史、生活方式和文化而进行的成长游历。如同常发生的情况，起初由精英垄断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变成了大众现象。
重要的是，这种游历的前身无疑是信徒朝拜宗教圣地的朝圣：游客与朝圣者一样，都是peregrini，即根据拉丁语词义，都是大地上的外来者(stranieri sulla terra)。旅游标志着人与其居住土地关系的划时代变化：人在其所在之处——首先在其生活的城市里——成了extranei，成了外人(extra)。我仍清晰记得，多年前在威尼斯生活时，我惊愕地意识到，区分威尼斯人与游客已不可能。
变化的不仅是市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本身也变了：人变成了游客，变成了外来者，同样，他们居住（或更确切地说，曾经居住）的土地也变成了外异的(extranea e peregrina)。如果你像我最近偶然读到那样，读过约瑟夫·罗特[1]对1925年秋天马赛及其密集惊险小巷——所有历史时代生猛地挤在那区区几公里范围内，在那里无人是外来者——的非凡描述，那你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痛苦且不留情面的评论：今天，城市已不复存在。旅游之所以能摧毁城市，是因为城市早已停止呼吸。过度旅游(overtourism)并非来自外部；它始于我们内部，始于我们无法再居住的熟悉邻里与城区内部。“居住(abitare)”是动词“有(avere, habeo)”的强化形式，指一种特定的“停留”、“生活”、“有倾向和习惯”的方式。如果说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指习惯性停留，那么居住便是伦理的原始形式。在已成为游客、失去居住能力、在任何地方都是朝圣者和外来者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头想象一种可能的伦理，从根本上重新发明居住的能力。这项任务肯定不易，但也唯有它，能提供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出旅游状态，使我们的土地与城市再次变得可居住。
2026年7月1日
译注：
[1]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奥地利作家。
疯狂之治
该如何解释——或仅仅是试图理解——美国正在发生之事呢？该如何为一个似乎确实无法解释的事实提供理由——在过去十年里，那个直到最近还支配世界的国家，一直被、且仍在被一位医学诊断上精神失常的总统统治？也许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