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2号楼831会议室里人头攒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以及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联合主办的“世界变局中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视野、田野实践与知识生产”学术工作坊在此拉开帷幕。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1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学术前沿。
开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邵建发表致辞。他敏锐地指出，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的交叉融合，加之扎根一线的田野实践，被视为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有效路径，这既是对传统世界史研究的突破，也是区别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新探索。邵建结合自己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深耕经历强调，只有真正沉入所在国，开展在地化研究与实地调查，深入洞察全球各国的真实面貌——包括社情民意、风土人情及文化习俗，才能为中国更高质量地参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提供支撑，进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中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随后的会议正式进入议程，分为两个主要板块。第一部分聚焦“世界变局中的国家战略、区域秩序与国际关系”，由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曹廷带来了题为“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拉美国家对华外交自主性的差异化及内在逻辑”的报告。她分析认为，在美国战略转向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在对华外交上展现出的自主性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自主性并非单纯由双边关系维度决定，而是国际体系关系（涵盖中美、中拉和美拉关系）与国内政治关系（涉及精英联盟与权力竞争）相互传导的结果。地缘安全压力、对外经贸依赖度以及国内精英结构，共同勾勒出拉美国家外交自主性的活动空间。展望未来，拉美对华外交的走向将取决于三重关系的动态博弈：一是中美在拉美地区的竞争强度；二是美拉经济与中拉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深化情况；三是拉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此外，曹廷特别提示需关注微观层面的国内因素，尤其是拉美民众渴望摆脱霸权控制的强烈意愿。这种民意并非短期政治波动所能轻易抹去，未来极有可能进一步积聚，转化为制约执政者对外妥协的重要内生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范文豪则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剖析了“从自由贸易到经济安全：NAFTA以来美墨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USMCA变局”。他指出，美墨两国堪称邻间大规模深度供应链整合的典范。回顾历史，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曾连续执政71年，多届政府的政策连续性为墨西哥带来了数十年年均4%的经济增长，造就了所谓的“墨西哥奇迹”。不过，这种依赖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扩张的工业化模式存在先天局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墨西哥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墨西哥奇迹”戛然而止。1982年上台的墨西哥领导人德拉马德里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标志着墨西哥进入市场导向的新时代。在着力解决国内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同时，墨西哥重新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与墨西哥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1992年，美加墨三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该协定后来演变为2020年的《美加墨协定》（USMCA）。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拒绝按原有条件续签USMCA，转而利用年度联合审查机制持续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意在争取更有利的条款。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晨的报告题为“中等强国视角下的土耳其与欧亚大变局”。该报告深入探讨了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土耳其如何利用其中等强国的战略优势，通过平衡外交策略和加强区域合作来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报告还分析了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高加索争端及中亚事务等热点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及其对欧亚地区秩序演变产生的深远影响。
紧接着，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杜东辉以“多重嵌入与秩序想象：土耳其视角下的区域概念反思”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土耳其地处东西方交汇、海权与陆权碰撞的十字路口。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逐步告别东方、伊斯兰及帝国传统，主动融入以欧洲为典范的世俗、理性、民族国家式的现代秩序。近年来，在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区域秩序观体现出在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与突厥世界中追求中心地位与战略自主的意图，并据此提出了“新奥斯曼主义”主张。正发党政府坚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在后奥斯曼空间拥有独特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应受外部势力随意干涉。与此同时，土耳其奉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自视为“被压迫穆斯林的代言人”及“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量之一”。土耳其高度重视与突厥语国家的“同根同源”及“兄弟国家”关系，特别是与阿塞拜疆形成的“一族两国”特殊纽带。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与突厥世界的“核心国家”，土耳其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重塑自身角色。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板块为“田野实践、知识生产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创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主持。
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分享了题为“政治极化与2026年巴西大选——兼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她的研究旨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解释巴西政治极化为何能持续多年，并观察其如何从选举政治蔓延至宗教、家庭、街头、社交媒体乃至狂欢节等领域，进而探讨这些变化对2026年大选的影响。周燕指出，在巴西选举政治中，左翼和右翼均进行着身份与情感动员，但两者的组织基础截然不同：右翼更依赖福音派教会、社交媒体、农业组织、军警文化及反体制网络；左翼则更多依靠工会遗产、社会政策受益群体、文化艺术界、社会运动以及卢拉的个人经历。巴西的政治极化并非少数政治家的刻意制造，而是深植于阶层处境、宗教伦理、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唯有通过田野调查，走进教堂、社区、集会现场和狂欢节，才能真正理解政治是如何从宏观制度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崧的报告题为“企业出海作为田野：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第二现场’”。他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系统性的区域国别知识供给。在企业端，出海决策链条中往往缺失区域国别知识的介入位置；而在学术界，论文与专著也难以直接融入企业的决策场景。相比之下，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已建立起“大学生产慢知识、中介负责转化、少数环节直接对接企业”的模式。在这一生态中，企业为学者提供田野调查机会，学者则将研究成果交付企业研判。张崧强调，在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涵育那些未经学科包装的原生性“真问题”至关重要。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晓啸带来了题为“他山之石：拉丁美洲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发展及启示”的报告。他指出，作为中国新兴学科的领域，中国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应充分借鉴他国的学科建设经验。二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古巴革命后，拉美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加之前期资源建设、人才储备以及乐卓博大学的差异化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得澳大利亚的拉美研究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谢晓啸提醒，鉴于中澳两国国情和学术生态的巨大差异，澳大利亚拉美研究“成功”背后的历史偶然性不可简单复制。中国应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学术规律及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道路。
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夏婷婷的报告聚焦于“中医在拉丁美洲的本土化实践：以巴西中医学校为例”。她指出，中医在拉美地区的发展轨迹，已从最初边缘化的补充与替代医疗形式，逐步融入当地主流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构建多元包容区域医疗服务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医从国际化传播到本土化扎根的过程，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输出，更是构建全球南方医疗卫生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实践，为推动更加公平、多元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坚实的南方智慧。中医的整体观、“治未病”的健康理念与系统思维，与拉美本土印第安医学的自然哲学、生命认知高度契合。这种深层的文化与哲学共鸣，为南南之间的知识互鉴与协同创新搭建了天然桥梁，也为传统医学的现代发展注入了跨文化的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昆分享了“关于历史学视野如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融入历史维度，不仅要摸清“脚下路”，更要看清“来时路”，因此需注意“变革”与“延续”两种面相的并存与互动。陆昆结合20世纪国际秩序的演变历程，深入分析了一战、二战及冷战对国际秩序塑造的区别与联系，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迪则探讨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她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和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推进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尽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获得一定关注，但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的中国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拉关系以及中拉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会议尾声，郭长刚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区域国别学科必须融合外国语、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多学科资源，通过深入开展田野调查来拓展研究广度、提升研究质量。此次会议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及实践经验展开了有益的交流与研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其与其它学科的交融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