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库布里克书店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聚。《朱砂掌》作者郑执与脱口秀演员小鹿这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创作者，坐在一处，聊起创作的源头、写作的技法，也袒露了作为表达者在迷茫中坚守的心路历程。
这场将近两小时的对话，由“变化”启程，最终落脚于“真实”。作家究竟被怎样的生活触动？当笔下未曾亲历的年代横亘在前，该如何下笔？为何越是竭力追求真实，语言中虚构的痕迹反而越清晰？若言语一旦出口便背离了本真，说话的意义又在哪里？
**从具体的关切出发：**
**想写出一部让亲戚长辈也能读懂的小说**
六七年前，在一次文学颁奖礼上，郑执半开玩笑地抛出一个念头：下一部长篇，他要写一本“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且具备相当文学水准的小说”。
台下听众多以为这是句玩笑话，郑执却当了真。
他自幼由姥姥抚养长大，家中许多女性长辈虽文化不高，却并不排斥阅读。在短篇集《仙症》里，有不少取材自家庭生活的细节与灵感。然而，正是这部贴近长辈们日常的作品，换来的评价仅有三个字：“看不懂。”
那一刻，郑执心中泛起酸楚。他认为，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不断“出卖他人也出卖自己”：“偷取了别人的人生经验写成小说，对方看完却说看不懂，这让人心酸，仿佛文学竖起了一道屏障。”郑执坦言：“确实有些名著深邃难懂，但我更怀念小时候喜欢的那种，只要识字便能读懂的小说。”“我认为这是我应当努力的方向。”
谈及《朱砂掌》的创作缘起，郑执并未给出一个可简化为“灵感迸发”的答案。对他而言，长篇小说并非某天突然降临的完整蓝图，更像是一个缓慢生长的生命体。“有时是某个人突然吸引了你，你觉得他的人生极具魅力，对命运的态度格外独特。你越是琢磨，就越放不下。”
最先浮现的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句话，或是多年前未解开的某个心结。这些碎片被暂时记下，彼此间尚无明确关联，甚至五年后仍不知派何用场。直到人生步入新阶段，过去的片段才逐渐产生联系，“如同胚胎发育，一点点长大，最终长成人的模样”。
这种漫长与复杂，正是长篇小说吸引郑执之处。它能容纳一个人在几年间积累的困惑、疑问与思考，也允许那些无法用一句话概括的感受共存。
对比脱口秀与小说，郑执指出两者的差异：脱口秀需在高度浓缩的时间内完成铺垫、递进与反转，确保观众清晰接收信息；小说则往往相反——“你感受到了，但说不清那是什么感受”。
在他看来，若所有经验都能被明确的语言穷尽，小说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离开熟悉的语境：**
**这是我此刻相信的事物**
创作理念的转变，直接折射在《朱砂掌》的风格演变中。
小说延续了郑执一贯强烈的故事张力，但在人物、语言和叙事重心上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往作品中常见的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东北受挫男青年”，在《朱砂掌》中变成了两位不同代际的女性。语言上，不再依赖密集的东北方言和短句，整体显得更为克制。
郑执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创作中持续的“求变”。他认为，《仙症》中的六篇短篇已完成了他在特定阶段对短篇小说的诉求。若继续沿同一方向书写，或许能确立更鲜明的个人标签，却会“丧失一定的热情与乐趣”。
“选择何种口吻讲故事，取决于故事内容与人物设定。准确塑造人物形象，是所有小说的首要任务。”这种准确性，在小鹿的阅读体验中体现为人物的“真实存在”。她表示，书中的每一位女性角色她都极为熟悉，朱玉环甚至让她想起多年前在北京结识的一位保洁阿姨。“她们很像生活在一只巨大的扁豆里，在里面努力通关，却竭尽全力也无法突破边缘，还常常滑落下来。”小鹿用这个兼具喜剧色彩又令人心酸的比喻，描述了对这类女性的感受。
她深深共情小说中王润南的状态。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她逐渐丧失了说话和介入世界的欲望，甚至怀疑“自己曾经真的是那样一个积极追问、不断表达的人吗？”郑执回应道：王润南并未在物理层面停止生活，身心却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对工作、关系和情感都失去了回应的能力。
这种人物状态难以仅凭情节交代，相较于直白的表达，更需要语言上的节制与留白，以及作者不急于替人物下定论的耐心。
因此，《朱砂掌》采用了多种叙事手法，让人物在书信、回忆和转述之间逐渐显形，从而实现了“人物的真实”：每一次犹疑、冷漠、善意和自我辩护，都让读者深信——人是可以变成这样的。
**如果开口即虚构：**
**假如把小说当非虚构来写会怎样？**
“人生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郑执说，“人在描述自己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实。人一开口，便是虚构。”
这一疑虑被直接写入《朱砂掌》中——王润南通过朱玉环的书信获得了转述其人生的机会。但朱玉环的自述真的可以全盘采信吗？是否有可能她希望借王润南获得同情，进而影响舆论乃至案件判断？信中回忆的事实，哪些接近真相，哪些又在漫长岁月中被强行赋予了新的解释？
“我尝试将小说写得像非虚构文学，通过润南的笔法讲述。起初她很客观，像是在陈述一件事；但当她开始讲述朱玉环的人生时，叙述越来越像小说，像传奇故事，到了下一章又抽离出来。”郑执解释道，“小说也在探讨语言的自我包装和表述的自我美化问题。”
这并非单纯的叙事游戏。他在反复提醒读者：事实经过多重讲述，已很难回到未经解释的原点。但他同时指出，有一种真实不会因此消失——那些确实发生过的感受。
小说中，小女孩V即将离开时，王润南抱住她，希望“试图让她的心也被刺痛我心的东西刺痛”。孩子未能给出预期的反应，成年人的复杂情感没有得到回应。“那一刻，你知道那种感受是真实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话？”小鹿坦言，自己目前正处于表达欲较低迷的状态。郑执也提到前几年相对封闭的生活，除进入剧组拍摄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
“于是我会想，人与人说话的欲望，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为生命需要产生链接，那样会让我觉得活着仍有意思，作为人仍有意义。”
小说结尾的对讲机意象，源自郑执对距离的思考。他曾从成年人视角向孩子解释电话与对讲机的区别：只要有信号，电话能让北极和南极通话；对讲机能实时交流，却有明确的距离限制。孩子不理解“距离”的含义，这个问题却让郑执有了新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是否也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信号范围？当物理距离无法靠近，情感是否会随之淡漠？如今的技术让人随时可发送信息、视频通话，但技术上的“找到”，是否等同于真正的抵达？
小鹿从线下脱口秀的经验回应了这种差异。她将现场演出比作亲眼观看烟花，将网络视频比作手机里的烟花录像——录像可以传播得更远，陪伴更多未到场的人，却无法复制身体共处的体验。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她对现场观众说道，“在上海的这个夜晚，一两百人因文学和喜剧聚集在同一空间，呼吸同一片空气，思考相近的问题。多年后，大家或许记不清每一句对话，却可能记得这天吃过一顿饭，见到喜欢的作者，度过了愉快的晚上。”
“我认为，这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