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的典故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自魏晋时期起，相关的题咏与改编作品便源源不断，不仅涵盖了诗词文赋，还延伸至小说与戏曲领域；进入二十世纪后，以此为题材的戏剧和影视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不过，若要追问这一故事最早究竟源自哪部典籍，答案却并不简单。目前学界对此至少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认为源头在刘向编纂的《战国策》，具体是《燕策》三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第二种主张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第三种则指向无名氏所作的《燕丹子》。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并非不清楚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间早于刘向编订《战国策》，而是坚信司马迁在著书时参考了当时已存在的战国史料。例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列传》以及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均提到，司马迁曾“采”、“约”过《战国策》的内容。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新的佐证。由于该帛书中部分记载同时出现在《史记》和《战国策》中，且文字几乎一致，这让人有理由推测，司马迁所依据的战国史料与刘向校勘的“中书”部分存在重合，甚至可能像刘向一样直接进行了抄录。虽然《战国纵横家书》里并没有荆轲刺秦的故事，但许多人认为，《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策三》中关于荆轲的叙述高度相似，这种现象应解释为司马迁和刘向共同抄录自某种类似《战国纵横家书》的战国文献。
而支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认为，《战国策》里的“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其实是后来从《史记·刺客列传》补进去的。明代学者邓以赞最早质疑《战国策》所载荆轲刺秦事系刘向从《史记》抄袭而来，清代学者吴见思、方苞、吴汝纶等人也持有相同看法。现代学者诸祖耿在《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在《战国策新校注》、张清常和王延栋合著的《战国策笺注》中也都指出，《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应当是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的。这种看法主要基于三点依据：首先，根据《刺客列传》篇末的“赞论”，司马迁记载的内容源自公孙、董生二人转述秦国御医夏无且的话，属于第一手材料；其次，司马迁的记录比《战国策》更为详尽，除了秦廷行刺的全过程外，还包含了荆轲此前的经历以及后来高渐离以筑击始皇的事件；最后，《战国策》本身不以叙事见长，“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的文风与其不符，反而更接近《史记》的传记体例。
至于第三种观点，即认为故事始见于《燕丹子》，其前提自然是《燕丹子》成书早于《史记》。尽管四库馆臣已经判定《燕丹子》是东汉以后的人所作，“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但负责刊刻此书孙星衍却认为该书创作于史迁、刘向之前，称之为“先秦古书”，并相信“《国策》、《史记》取此为文”。近代学者鲁迅也赞同孙星衍的说法，肯定《燕丹子》为“汉以前书”。此外，中华书局在1985年出版了由程毅中点校的《燕丹子》，其在《点校说明》中写道：“《燕丹子》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周氏涉笔》说它‘似是《史记》事本’，也是有道理的”。另外，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虽然不认同司马迁删削《燕丹子》以作《荆轲传》的说法，但仍相信《燕丹子》“出于秦汉间”，“不会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后”。
显然，上述三种看法彼此不同且互斥，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正确的答案要么是其中之一，要么完全在这三者之外。那么，这三种看法中哪一种更可信呢？
应该说，第一种看法成立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记录了荆轲刺秦故事的战国史料文本。这个文本创作于秦汉之际，完整记录了荆轲受燕太子丹任用，谋划并实施刺秦的全过程；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刺客列传》时见过这个文本，刘向编校《战国策》所依据的材料中也包含这个文本，而且两人都不加删改，完整抄录了同一文本。可是，这样一个文本真的存在吗？有没有任何材料（哪怕是一条）能直接证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司马迁和刘向都见过的文本？诚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这仅仅是可能性，并不能确证该文本的存在。查阅《战国纵横家书》可知，出土帛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史记》和今本《战国策》都存在的章节共有七章，分别是第五、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四章。在这七章中，除了第二十四章略有记事外，其余六章都以记言为主，特别是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四章，除首尾略有叙述外，几乎全是人物的游说之辞或书信。对比《史记》和《战国策》各自的记载不难发现，文字重合度最高的正是这些记言的部分，而随着记事成分的增加，文本的差异也明显增大。如果将上述被抽取出来进行比较的文字还原到《史记》文本中，便会发现它们大多只是《史记》原始文本中的一个片段或组成部分，并不像《战国策》那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因此，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可以证实司马迁和刘向利用了相同或异版的历史文献，却不能由此得出《荆轲传》必定录自《战国策》所据史料的结论。
第二种看法最大的不足，在于无法确证何人、何时以及为何将司马迁所写的《荆轲传》剪裁后补入《战国策》。清代学者方苞等人认为是刘向所为，但从刘向编纂《战国策》所依据的材料（“中书”）及其对《战国策》一书内容特点的概括（“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来看，他实在没有将《史记》之文并入《战国策》的理由。现代学者顾颉刚则认为是宋代曾巩重校《战国策》时补入的，然而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是，早在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他所看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文字几乎全同于《史记·荆轲传》。司马贞在《刺客列传》篇中共引用《战国策》十一条，其中《豫让传》三条，《聂政传》七条，《荆轲传》仅一条，即“北购于单于”句后注：“《战国策》‘购’作‘讲’。讲，和也。”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司马贞看到的《战国策》，特别是其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今本基本相同，甚至比今本更少与《史记》的差异。正因为两者几无差异，所以无须引《战国策》出注。另外，无论是李善的《文选》注还是司马贞的《索隐》，包括张守节的《正义》，在涉及荆轲刺秦事时都缺失了高诱的《战国策注》，这实际上意味着《隋志》著录之高诱本《战国策》与刘向三十二卷本存在较大差异，包括缺少“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也就是说，唐人所见的三十二卷本《战国策》已载有几乎全同《史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但此部分文字却不见于高诱注本。
所以，如果《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确实是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的话，那么其时间必定在汉以后，唐以前，亦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刘知几《史通·六家》记载，晋人乐资、孔衍分别撰有《春秋后传》、《春秋后语》两部战国史，两书基本上都是以《战国策》、《史记》所记战国史事为依据加以剪裁编排，而《春秋后语》似乎更为流行。乐资的《春秋后传》在宋以后已失传，孔衍的《春秋后语》也亡于元、明之际，后人虽有辑本，但篇幅短小，难窥全貌。幸运的是，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存有《春秋后语》的若干残卷，经今人康世昌等整理辑校后得以恢复其大概。通过将《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残存《春秋后语》相关部分作文字比对，并结合《春秋后语》编撰体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两个文本的行文风格非常类似；更重要的是，《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开头一段文字（“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乃孔衍据《史记·燕世家》中“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数句稍加变动而成。这表明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极有可能是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再从《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的结尾补叙高渐离以筑击秦皇帝事来看，也与残存之《春秋后语》相符。故所谓《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实出自孔衍《春秋后语》，其事已无可疑，至于补入之时间，最有可能的是隋至唐初两次由朝廷出面的大规模有偿征集遗书活动期间。
既然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则就《史记》、《战国策》二书而言，司马迁之作无疑是原创；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如孙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呢？
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的拟作。比较《燕丹子》与江淹经历及其创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某些颇为特殊的关联，如《燕丹子》所写太子丹与建平王刘景素颇多相似，而荆轲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风与江淹散体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长模拟著称。简言之，江淹可以说既有撰写《燕丹子》的动机，同时也具备写作所需之条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若将《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对读，则不难发现二者多有差异，比如说太子丹与鞠武的对话，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某些人物细节描写等，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如太子丹取代荆轲成为故事的主角），叙事重心的调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评点太子丹门客、荆轲与夏扶舌战等场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荆轲三事），故事结局的改变等，更是呈现出《燕丹子》独有的创作特色。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如果只是归因于对先前民间传说的吸纳，或后代文人的润饰，实在过于勉强；而如果联系建平王其时所面临的情势及江淹处境，便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罗根泽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书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这个判断大体不错，但如果说得更具体些，《燕丹子》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
综上，荆轲刺秦故事最早实见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晋人孔衍据之改写成《春秋后语·燕语第十》之荆轲刺秦篇，南朝江淹则取其故事框架，想象虚构创作小说《燕丹子》，隋唐之际又有人对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补入《战国策·燕策》，后人失察，遂有司马迁抄自战国史料，或《燕丹子》为《史记》事本等误解。
以上所说如若可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自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误解，是否应该予以纠正呢？相应地，诸如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荆轲刺秦文章选自《战国策》而非《史记》，文学史在介绍《史记》叙事艺术时以荆轲刺秦事为例说明《战国策》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史论著将《燕丹子》作为汉代甚至先秦小说加以论列，进而肯定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成熟之境等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作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