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培源
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里，把个人命运和历史洪流死死纠缠在一起。那部长篇像把钥匙，打开了他关于故乡的记忆闸门。从2020年到2024年，他的“故乡人”系列小说陆续问世——包括《故乡》《海燕》《初恋》和《“国脚”》，最后集结成册出版。这成了薛忆沩近四十年写作生涯中，又一颗沉甸甸的文学果实。
《故乡人》没丢薛忆沩的老路：借个人的“小历史”去映照时代的“大历史”。虚实之间的拉扯、个体与时代的互文，始终萦绕在字里行间。但跟以前比，《故乡人》变了。虚构感淡了，自传味浓了。里面的人和事，大半取自作者老家长沙。比如《故乡》里，“我”找的那家米粉店旧址，就在母亲曾经教书的周南中学旁边；《初恋》里棒打鸳鸯、让主人公初恋夭折的母亲，跟《海燕》的主人公其实是同一个人，原型都是薛忆沩母亲的同事；《“国脚”》里那个高考志愿全填“北京大学物理系”却名落孙山的学生，也有其现实依据。为了营造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真实质感，这四篇小说统一用了第一人称叙述。
以《故乡》为例。题目一出，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很容易想到鲁迅的同名作品。薛忆沩的《故乡》依旧走着“归乡-离乡”的路子，区别在于，他写的是全球化时代里那种无处安放的“乡愁”。小说里的“我”是个作家，回国返乡时，发现长沙早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街道换了新颜，曾经生活的国营工厂变成了高档住宅区，满眼都是陌生和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心里空落落的。直到跟父亲国营工厂的老同事傻杜意外重逢，关于工厂的记忆才彻底翻涌上来。时光流转，四十年过去，“我”印象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可眼前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表面上看，这是个故人重逢、礼尚往来的故事，底下揭开的却是社会变迁中复杂的面向。在这种巨大的变动里，傻杜身上的质朴与善意，显得格外珍贵。整篇小说叙述从容，作者极有耐心地交代了“我”这次返乡的前因后果，而故事的“内核”（跟傻杜的重逢、对四十年前傻杜与父亲交往的回忆）却只是寥寥几笔。正是在“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清晰浮现，一张一弛、一详一略之间，情感反而饱满，张力十足。
顺着这个脉络，“故乡人”的叙事模式渐渐清晰：打捞记忆，重返昨日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里的儿子换成了母亲。《海燕》借用了说书人的技巧，通过一通越洋电话，“说者”和“听者”同时在场。所以，小说至少有三位叙述者：主人公“我”（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没在故事中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里的“海燕”，自然指向这位迎接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还动用了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的追忆中，穿插了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的“会面”。这样一来，《海燕》就巧妙地和鲁迅以及小说集前一篇作品产生了深层次的互文，叙事时空骤然扩大，气象变得更加宏阔。
沿着前两篇开掘的路径，《初恋》用更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故事。这篇小说把邻居兄长的初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还有“我”的成长经历穿插叠加起来。看似线索繁多，实则一点也不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不断闯入读者视野，一次次感染和打动读者，重现“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
跟《初恋》里的母亲一样，《“国脚”》中绰号为“国脚”的表舅命运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的表舅进了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的选择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只能去上正规中学。事情很快有了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了省体校最后的报名期限，成了省青年足球队主力，还拿了全国亚军。但最终，他还是过上了一种庸常却也不失幸福的安稳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和最初理想背道而驰，缘由就是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这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关注的主题，“故乡人”系列也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的姿态——除了《“国脚”》，《故乡人》其余三篇分别与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同题。这种“冒犯”，既是致敬世界文学经典，又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的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的是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的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地描摹出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的个体中，照见了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