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看来，她的职业生涯似乎总与“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初次隔着防护手套触碰文物时，那种源自千年前的温热触感令她难忘——除了修复师，鲜有人能如此亲密地面对这些千年石刻。此后八年，她与团队倾力修复千手观音，甚至为一只缺乏历史依据的残损手臂，定制了一副可拆卸的“义肢”。这双曾受冻疮困扰、因化学试剂而过敏的手，正将三十年的经验沉淀传递给新一代文保人。
近日，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授予陈卉丽“全国文物大工匠”称号。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她反复提及一个观点：文物是鲜活的生命体，修复工作无异于抢救生命，旨在让文物得以“延年益寿”。
陈卉丽在实验室开展工作。受访者供图
她至今清晰记得初触文物时的悸动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即大足石刻博物馆），每位文物修复师都具备随时向游客讲解的能力。但在潜心投身修复与研究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一段讲解员的历练期。这一规矩由老馆长郭相颖立下，初衷在于让员工彻底摸清家底。
1995年，30岁的陈卉丽为解决夫妻异地分居问题，调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启了为期11个月的讲解生涯。在此之前，她的专业背景是针织，曾在丝织厂和塑料厂任职。那时的博物馆里，文物与她之间不仅隔着围栏，更横亘着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时光鸿沟。
日复一日地与石像对视，起初她仅是背诵解说词，渐渐地，她从石刻中读出了表情。“石质正在风化，存在断裂与残缺，表面彩绘剥落，有些仿佛‘生病’难受，神情痛苦……”这种观察让她萌生了一个念头：若能修复它们，该有多好。
11个月后，单位组织讲解员考核。这位半路出家的跨界青年，凭借笔试第一、面试第二的成绩，加之具备化学与材料学知识，顺利调入保护工程中心。
“当讲解员无法触碰文物，因为禁止触摸；但修复师可以。”陈卉丽说道。
她对第一次接触文物的感受记忆犹新：“一接触，立刻就有反应：古人真是了不起。”隔着手套，指尖传来石质的温度、纹理，无论是粗糙还是光滑，都是古代工匠一锤一凿留下的痕迹。
历经30年修复生涯，陈卉丽总结出一套“望闻问切”的工作法。“望”是用眼观察，“闻”是用鼻嗅探，“问”是查证历史，“切”则是用手触摸。“你站在下面看一眼，就能察觉它哪里‘不舒服’。”
但肉眼只能看到表象，对于空鼓深度、裂隙大小等内部病害，则需借助红外热成像、X射线探伤、超声波检测等仪器。陈卉丽将此称为“中西医结合”，认为传统技艺与科技手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石像修复中，部分部位沿用传统材料，例如金箔黏合剂使用大漆。“在重庆潮湿的气候下，实验验证表明大漆效果最佳。”至于材料选择、浓度配比以及注入裂隙的力度控制，仪器往往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全靠修复人员在无数次试错中练就的“手感”来判断。
牵挂千手观音的那只“残手”
从初唐第一声凿石之音在重庆大足尖山子响起，大足石刻已在崎岖山间屹立千年。其中，千手观音造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然而，历经800多年风雨侵蚀，造像出现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等问题，并涉及包括石质胎体内部损伤在内的34种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展开调查，将其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出任石质修复组组长。
除病害复杂外，千手观音造像体量庞大——展开面积220平方米，共有1007只手，且与山体相连，属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人员只能在脚手架上采取躺、跪、趴等各种姿势适应作业环境。由于国内外均无成功经验可循，每一步都需陈卉丽团队自行摸索。
如今，参观者站在千手观音前，很难察觉其中一只手是可拆卸的。当年，这只手究竟修不修、如何修？曾困扰陈卉丽数月之久。
这是主尊像6组手中的一只，早在1945年便已残缺，此前曾被一块手帕状的泥灰不当修复。当团队清除后期添加物、准备复原原貌时，却遭遇难题：若遵循造像对称原则，这只手需偏离25度角才能与对称手对齐。这是当初工匠雕刻失误，还是另有依据？
陈卉丽带队走访河北、山东等地石窟，查阅大量资料，均未找到参考依据。鉴于这只残手位于视觉中心，严重影响整体艺术效果，她最终提出大胆方案——可拆卸式修复。
陈卉丽团队依据对称原则，参照另一侧对应手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位接入一只可拆卸“义肢”。此举既恢复了视觉完美，又为未来留有余地，一旦将来发现确凿历史依据，便可轻松取下重做。该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关于这只至今未寻得修复依据的“义肢”，陈卉丽表示：“不对外说，其实无人知晓。但我们保存了文字、照片及影像记录并主动公开，旨在体现科学严谨，也为未来修复预留空间。”
递出文物修复的接力棒
61岁的陈卉丽正逐渐从一线转向幕后人才培养。近期，她赴上海开设石质修复工作坊，台下27名学生身份各异：有故宫博物院修复师、浙江古建院博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安岳石窟研究院研究员，也有职校学生。
课程涵盖病害辨识、机理分析、材料筛选及工艺实操，同时也探讨修复理念与原则的实践落地。“理论固然重要，但技能培训更为关键。”她说，许多年轻修复师学历高、理论基础扎实，但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实践，需经训练过程。诸如“真实性”“最小干预”等国际通用原则，必须在工地现场体会与感悟。
陈卉丽指出，当前我国文物保护需求巨大，一线人员相对短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由基层修复人员落地实践，这也是我们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责主业。”
一线修复环境艰苦，挑战严峻。她坦言，若无决心与毅力，难以胜任此工作。因此，她投入更多时间授课培训，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一线实情，愿意沉下心来加入这支队伍。
“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诸多培训班，各文保单位、管理机构及修复公司均派人参加。”陈卉丽比喻道，抢救性修复如同“救回文物性命”，而后续日常保护则需久久为功。
她仍以医生看病类比：“需定期对文物进行‘体检’巡诊，小病即治，防止轻症恶化。预防性保护提倡日常保养，旨在改善生存环境，降低患病风险。”遇极端天气，文保单位会加强监测，规避自然因素影响。
在她带过的年轻人中，硕士阮方红几年前听其故事慕名而来，现已能独立完成从方案编制到本体修复的全流程。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00后朱海也加入该部门。“保护工作犹如愚公移山，一辈子干不完，所以接力棒要一棒一棒传下去。”陈卉丽说道。
20世纪90年代，陈卉丽入行初期，修复条件远逊于今日。她回忆，那时许多文物点不通公路，团队乘坐双排座客货车出发，前坐人，后载工具材料；车达之处，需步行数十分钟泥泞小路。饮食困难，冬季仅能靠面包凉水果腹；如厕需就地解决；中午困倦则就地打盹。
“当时经费拮据，脚手架仅为钢管搭建。一名修复人员将绳索系于腰间，爬至作业高度后甩下绳索，吊起工具箱，另一名人员再沿钢管攀爬。脚手架承载人与工具重量的，仅是几块木质踏板，安全隐患极大。”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程投入加大，如今的脚手架已升级为安全稳定的升降式结构，“我们可以持工具和材料走专用爬梯”；文物点基本实现公路水电通达，配备管理房、厕所及安防监控系统；修复工具日益专业化，实验室配备通风橱，个人防护措施更加科学到位。
如今，陈卉丽仍能利索毫不犹豫地爬上脚手架，一如30年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02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