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远
中国画《说红书》，作者方增先。
20世纪堪称中国人物画变革最剧烈、成果也最丰硕的一段历程。不仅从事人物画的画家数量庞大，相关作品的产出量与质量，以及学术展览和交流活动举办的频率，都出现了显著跃升。作为中国美术史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世纪中国人物画无疑是一个亟待深入挖掘、需如实记录并系统书写的核心议题。
要把这个课题理清并非易事。回溯画史，对于年代久远的早期绘画研究，往往能做到线索连贯、观点公允。这大概是因为时间跨度够大，历史沉淀充分，更容易形成公认的史识。反之，那些思想解放、观念活跃、艺术形态多样的近现代史，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距离感，且处于不断变化的未完成状态，把控起来难度极大，因而成了美术史研究的短板。此前，关于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研究虽有零星论著，但多局限于专题或阶段性的探讨，缺少一部真正贯通整个20世纪、兼顾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系统性专著。裔萼新近再版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耗时7年，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作品追踪以及对画家的个案访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
传统的美术史写作，特别是人物画史的构建，常以朝代更替为经线，以名家名作为纬线，编织出风格演进的图谱。这种写法条理清晰，却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风格的线性更迭，二是把人物画狭隘地理解为笔墨语言的流变。事实上，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演进，并非通向某种既定“现代”形态的单行道，而是一场围绕“如何用图像回应现代中国之变”展开的多声部对话。这就要求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风格语言的革新，更要审视画家在面对社会巨变时的精神回应、价值抉择以及身份的重构。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独到之处，在于没有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僵化的标签，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范畴，并将其处理为一个充满张力的问题场域。作者并未回避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画家与作品，反而视其为理解主流叙事形成的关键参照。例如，书中对民国时期坚守传统文人路径画家的细致剖析，绝非出于怀旧式的补遗，而是借此揭示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性”正是在传承与变革、守成与开新的拉扯中生成的。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向度的“进步史观”，使得研究呈现出的历史图景更加复杂且真实。
史料视野的开阔，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拓新。除了常规的美术作品与画家文献，本书广泛征引了近现代报刊、展览评论、美育文件乃至画家书信日记。这些以往被视为“边角料”的材料，被提升为理解艺术作品生成语境的关键证据，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感。“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的双向互动，让研究在史料层面形成了厚实而富有层次的肌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正是借助这些材料，对多位在传统书写中相对边缘的画家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并非刻意翻案，而是建立在对作品细读和史料重勘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些个案证明，“风格史的演进”与“社会史的变迁”之间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并非纯粹的审美自律之物，而是特定历史境遇中主体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一观点也为长期困扰中国美术史学界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难题，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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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治史手法决定了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格局，那么论史方法则直接关系到论述的说服力。优秀的美术史研究，应是审美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为例，作者在研究中始终将形式分析视为意义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如在讨论蒋兆和《流民图》时，并未停留在对水墨写实技法的技术性阐释，而是深入剖析画家如何通过人物表情的细微刻画、个体之间疏密关系的处理，传达出一种“无声的呐喊”。技法分析在此成为了通往理解历史情境的桥梁，作品的形式语言被还原为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
面对20世纪多元并存的画派格局，展开多向度的比较研究，既能厘清艺术发展脉络，也有益于在意象并置中拓展新的认知维度。例如，在探讨“新浙派”人物画时，既将方增先、李震坚等人的创作置于与“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的横向比照中，又将其放在文人画传统与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纵向源流里，使得地域画风的特点在比较中愈发清晰。
保持对“话语权力”的敏锐省察，是许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环。相较于过多、过于鲜明地陈述个人观点，我认为以审慎、有节制的表述，将个人学术观点、判别标准与作品及其历史背景结合，给出分寸得当的评说，并充分呈现各类史料素材，给阅读者留出判断的空间，才是治史应有的学术态度。同时，研究者在史论阐释中，不仅要追问画家画了什么和怎么画的，更要追问为何某些题材和风格在特定时期被推崇，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这种带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自觉追问，能够使美术史研究超越单纯艺术鉴赏的评判性维度，不仅成就一部艺术风格史，更形成一部关于人物画如何被观看、被评判、被塑造的观念史。
能否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客观、系统、深刻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撰史者的学术勇气、眼光、基本功和治史态度的考验。《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以宏阔的视野驾驭纷繁的史料，以精辟的解析照亮幽微的形式，更以深切的现实关怀赋予历史以当代意义。此书为今天的学者如何书写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本。它向我们证明：艺术史研究既不能退守为纯形式的风格鉴赏，也不能简化为社会史的插图式注解，而必须在审美自律与社会回应之间保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眼光。
如今，当我们再度讨论“中国人物画如何回应时代”这一命题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所梳理的那些成功与挫折、突破与困境，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参照。其中，对“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的冷静剖析，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史料钩沉到史观构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还在持续深入，期待更多学者以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锋芒的著述，为该领域研究开辟新境。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