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至2026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从约29万亿美元攀升至约55万亿美元，规模几乎翻倍。这一增长在2023年之后尤为迅猛，正值人工智能（AI）推动股市上涨的周期。
文｜《财经》记者 唐郡
编辑 | 张威
AI技术对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塑效应正逐步显现。
7月27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6年二季度）》指出，近年来AI技术加速扩张了整体财富规模，但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6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由约29万亿美元增至约55万亿美元，接近翻倍。其中，增速最快的阶段集中在2023年以后，这与AI带动的股价飙升期高度吻合。
报告深入剖析发现，2022年至2026年一季度间，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增长了约21万亿美元。在这笔新增财富中，前10%的高收入家庭攫取了约88%，即18.5万亿美元；而占人口半数、处于后50%的家庭仅分得约1%，金额为0.2万亿美元。
这种财富分布的变化，初步揭示了AI技术引发的收入失衡：富裕阶层切走了更大块的蛋糕。
在报告发布会现场，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分享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他指出，回顾历史，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深刻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的研究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曾出现所谓的“恩格斯停顿”。即在工业革命爆发后的数十年里，尽管工人的人均产出显著提升，但实际工资并未随之明显增长。从分配比例看，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约100年后，劳动收入在经济总产出中的占比才开始回升。
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AI技术进步初期，是否也会出现一段类似“恩格斯停滞”的时期，表现为“工资停滞、资本收益走高、不平等扩大”？
黄益平认为，作为一种通用型技术，AI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但他同时警示，AI技术进步可能通过四大机制影响收入分配，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
“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做到未雨绸缪。”黄益平强调，收入分配直接关联社会总需求。若按当前趋势发展，供强需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扭转，且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剧，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此，黄益平建议，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围绕“投资于人”的战略构建系统性政策组合拳，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四大机制如何重塑收入分配**
当AI掀起一轮轮资本市场热潮时，裁员和岗位替代的阴影也持续笼罩着职场人士。
CF40报告指出，AI出现后，资本开支替代劳动力雇佣的现象已在现实中发生。
美国市场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对AI应用程度较高的信息产业、专业服务、金融与保险等行业，其就业增速显著低于2010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AI推动了美国股票市场价值的大幅上升和家庭财富极度不平衡的增长：前10%家庭拿走约88%的收益，后50%家庭仅获约1%。
居民可支配收入内部因此出现分化。2025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升至36%，显著高于2010年至2019年期间的均值34.3%；而后50%的中低收入家庭在该项占比为11.5%，较2010年至2019年期间的均值11.8%略有下降。
技术进步引发收入分配剧烈变化并非孤例。Robert Allen的研究显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但劳动工资在经济产出中的占比持续下滑，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止跌回升。换言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幅提升后约100年，劳动者分得的蛋糕份额才开始扩大。
黄益平表示，历史上每次工业革命都对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加剧不平等的“恩格斯停顿”，资本家攫取更多财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技术知识、组织资本等无形资产投资在分配中占据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导致就业极化与工资不平等，即高薪高技能岗位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快速增长，低端岗位相对稳定，而中间岗位萎缩、中等技能薪资增长停滞。
作为公认的通用型技术，AI无疑将再次推动人类生产力飞跃。这一次，技术进步又将如何作用于收入分配？
黄益平分析，AI技术进步可能通过四个机制影响收入分配。
首先是资本偏向机制，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企业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替代传统劳动要素，改变生产要素配置逻辑与收入分配格局。这意味着，AI赋能虽能提高人均产出，但劳动者收入未必同步增长。
其次是任务计划机制，其形态类似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中产空心化和“K”型分化。
“AI技术落地后，你是被替代还是被赋能？若被AI赋能，未来机会增多，收入沿‘K’字型向上走；若易被AI替代，未来收入或回报可能下行。”黄益平解释道。
第三是技能分化与数字鸿沟，可能导致阶层流动受阻。技术差距直接转化为收入差距与发展机会不平等，引发行业区域分化及赢者通吃效应。“简言之，要么拥有平台，要么掌握技能，否则新技术发展对你未必有利。”
第四是财富分配放大机制，主要体现为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脱钩。具体而言，通过资产增值、成本转嫁与代际资源传递，从资本端放大财富不平等，形成“富者愈富”。“这是一般现象，与AI并不强相关。”黄益平补充道。
**打破AI红利垄断**
生产力提升是否必然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
前述报告牵头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AI可能使需求端增长慢于过去，而经济增速往往由供给和需求中较弱的一方决定。
A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因其关乎个人和家庭命运，更在于其对社会总需求的潜在深远影响。
“工人群体主要依赖薪资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依赖资产增值的资本所有者。当AI将财富从劳动力转移给资本所有者时，全社会将面临严重的消费总需求不足。”CF40报告援引一篇202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称。
近年来，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特征持续存在。
2026年上半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达4.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显示出内需总体偏弱。
黄益平指出，AI对供给侧的拉动已十分明显，但如果总需求起不来，供给过强，经济便不可持续。“若按当前趋势发展，将来很可能出现一种场景：供强需弱不仅短期内无法扭转，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他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总需求持续提升，使其与供给保持相对平衡。”
在黄益平看来，AI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但我们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未雨绸缪应对未来收入分配进一步失衡的可能性。
对此，黄益平提出三重应对策略。
一是防御：通过筑牢社会安全底线，缓冲AI带来的失业冲击，同时抑制资本借助算法形成的超额垄断收益，守住社会公平的基本盘。
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失业保险与兜底保障体系；强化平台经济与AI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建立针对纯替代型AI应用的伦理审查与限制机制。
“从短期看，比较确定的是AI技术创新必将对部分职业造成较大冲击，有人将失去工作，过去每次工业革命均有此效果。这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稳过渡。”黄益平建议，应坚持“就业优先原则”，更加鼓励赋能劳动而非替代劳动的AI技术创新，同时夯实社会基础保障，确保不发生重大社会问题。
二是赋能：重塑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劳动者从“被AI替代”转向“驾驭AI创新”，通过能力升级实现人与智能技术的协同共生。
具体举措包括：改革教育体系，融入AI素养与创造性思维培养；建立终身学习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广“AI+职业”的技能认证与就业扶持。
“未来，学校文凭对于年轻人求职、谋求职业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下降，而复合型技能的重要性将上升。”黄益平说，政府提出的“投资于人”，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培养人与AI协同的能力。
三是再平衡：重构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打破资本与技术对AI红利的垄断，通过制度设计让数据、算法创造的价值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具体举措包括：探索对AI超额收益征收调节税；明晰数据产权归属，推动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建立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
“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技术、算法所创造的价值，这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高要求。”黄益平坦言，当前考虑设立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可能尚早，但也许可以考虑向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些生活或收入支持。
“从目前状况看，收入分配整体不平等的问题较为突出，将来可能进一步凸显，而需求不足是我们当下最突出的问题。”黄益平表示，将“投资于人”战略转化为一整套政策方案，对于缓解当前的供强需弱问题、改善收入分配等可能会有帮助。
责编 | 张生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