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
AI修饰生成水彩画。 《补拙记：游本昌自传》：游本昌口述，康路凯撰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好，就当“佐料演员”
1956年，我坐着火车抵达北京，满心以为能在国家级的戏剧舞台上施展拳脚。谁知此后的近30年里，我参演的79个角色中，竟有77个都是龙套。
这落差实在太大。公演介绍主角时履历详尽，轮到我，板上只刻着“本院演员”四个字。老师看穿了我的失落，宽慰道：“你不是衣服的面子，你是里子，是硬里子。里子若不好，面子也挂不住。”既然这样，我便甘当“佐料演员”。条件优越的演员好比鱼头、海参，是大菜；我呢，不过是提味的葱姜蒜。缺了佐料，菜便失了魂。打那以后，我再没轻视过任何一个角色。我常告诫自己，只要站上舞台，哪怕只是背景板，也要做一块“有戏”的背景板。
其实，演龙套也有好处，没有固定套路，留给了发挥的空间。当然，这发挥绝非胡来，我的龙套戏可是下了苦功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期间，我演了两个仆人。一个是话剧《一仆二主》里的仆人，属于大配角；另一个出自《大雷雨》，无名无姓也无台词，但我觉着其中大有创作空间。
为演好这个角色，我狠下功夫。哥尔多尼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19个剧本被我找来细细研读，摸清作家风格与表达习惯。我又查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评论家对话剧时代的总结——“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所谓黑暗王国，便是农奴制社会。我饰演的仆人并非简单的“下人”，他背负着那个时代的压迫。找准这点，角色的“任务”与“行动”便清晰了。我还钻研名画，细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及列宾其他油画中人物的眼神姿态，甚至买下外文书店能找到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相关小说，统统读遍。
最终，我对《大雷雨》中仆人的诠释被苏联专家赞为“经典龙套”。这部戏，周恩来总理看了两遍。
有了此番积淀，1960年，我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饰演列宁。那是演出前两天临时交代的任务。老院长欧阳予倩说我演得极像，看不出才练了两天的痕迹。实则，我已暗中观摩排演整整一个月。回到宿舍，满眼皆是列宁照片，我也常去外文书店买资料研读。我是时刻准备着的——说句掏心话，谁不想做主角？谁不想演一个能尽情施展才华的角色？这是人之常情。正因我将列宁的动作神态琢磨透彻，一出马便告成功。
“济公”成了我的老师
1985年，我主演电视剧《济公》。起初导演心里没底，因为我并非喜剧演员，过往舞台形象或严肃或悲苦，与“喜剧”二字相去甚远。
导演问：你心中的济公是何模样？不知怎的，我脑海中浮现出四年级时爱听的苏州评话。我当即模仿说书先生的腔调神态给他看，一下子便抓住了济公的“疯”与“癫”。导演看完，心里有了谱。
此事再次印证，演员这一行，没有白费的功夫。台下与生活中的所有积累，指不定何时便能派上用场。
济公是我的第80个角色。8个半月的拍摄期，我真是拼了命，将艺术积累、生活阅历以及近30年龙套生涯所学悉数用上。拍摄期间，我们每天仅睡4小时左右，每场戏我都需预先准备，反复琢磨人物与调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人生难得一搏，尤其在50多岁时，能有此机会实属不易。
《济公》故事多源自话本，靠说书人口口相传，甚至算不上严谨文学作品。原剧本有一情节：济公用脏手抓馒头，留下五个黑手印，老板讨钱，济公没钱，老板便让他吃了。我当时便觉不妥，这不是济公，是“吃白食”，坚决要求修改，最终改为济公付了钱。
除琢磨人物调度，服装道具我也不放过。剧组发的新衣怎么行！我亲自造旧，搓扯剪划，无所不用其极。原著写“醉眼乜斜睁又闭……破僧鞋，只剩底……”，但这仅是外在。最后一句“专管人间不平事”才是关键内核。他的“破”，是为了衬托他的“不平事”。心中装着天下不平，哪还有工夫顾及衣着？
济公对我而言，已从一个角色升华为老师。是他改变了我，重塑了我的艺术观、世界观、性格乃至命运。“济公”之后，我接戏寥寥，婉拒诸多邀请，只求有所选择。结果这一闲，便是近20年。
演《繁花》忘记了年龄
2020年，我接到电视剧《繁花》邀约。剧组发来两页纸台词，让我拍视频试戏。我想这如何行得通？隔着镜头那不是试戏，是交作业。演戏是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面对面沟通才有效。与主创见面后谈得投机，我说：“《繁花》写法模仿《红楼梦》，结尾悲切，这不对。上海是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机勃勃。”
迎面而来的首个挑战，是单机位拍摄。我出身话剧，表演讲究鲜活，是此时此刻演员间真实的交流，若次次雷同，便是“舞台匠艺”。但电视剧采用单机位，要求同一场戏重复多遍，且走位必须分毫不差，才能采集足够多角度素材。
我痛苦至极，尴尬至极。一位快90岁的老演员，在片场连机位都跟不上。收工后，心中惭愧，想起曾有一位美国演员，他说一句台词需念数百遍方可滚瓜烂熟——就是要熟练到不靠记忆也能演，熟练到成为肌肉记忆。
我请工作人员将酒店房间布置成剧中场景，用手机录下自己的表演。一遍遍演，看着画面重复练习，一场戏基本定型，第二天进组拍摄才算过关。
那天拍的是我带阿宝去做西装，看着“改头换面”的阿宝，我眼眶湿润。许多观众解读为我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其实当时流泪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的拍摄终于过关，着实不易。但我乐于观众作各种解读，毕竟当时的流泪也符合剧中情境。
2020年至2023年，从87岁到90岁，我有3年时间断断续续在《繁花》剧组度过。熬了多少个大夜，来回走了多少路，以致后来双脚肿胀。剧本飞页频至，几乎是一边拍一边改。案头剧本堆得老高，助理感叹，从未见过哪个演员剧本如此之多。
候场时我常坐轮椅，因片场人多空气稀薄，有时还得吸氧。但只要摄影机一开，我必打起十二分精神。这不单靠责任感，更是创作激情驱使，让我忘却年龄，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时光……
拍摄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沉浸在角色中走不出来，甚至不愿出来。如今回想，真是迷惑颠倒！我感恩“爷叔”，你给了我太多，你继续走向人群吧，一路向前！我也当回归游戏神通，济世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