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此刻正伫立在充满张力的十字路口。
2025年，全国博士招生规模首次跨越20万人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在扩招浪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博士培养周期不断拉长，“延毕”已成为众多高校无法回避的常态。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23年，我国博士生延毕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的高位。
大批博士生陷入迷茫泥沼：毕业遥遥无期、科研难出成果、学历光环褪色、就业空间逼仄。多重压力裹挟之下，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条曾被寄予厚望的道路——褪去光环后，读博是否真能通向理想未来？
有人主动转身，有人被迫止步。越来越多博士生选择中途离场。
景瑾，便是那位主动做出抉择的人。
从重点中学考入211大学，再到提前攻博，景瑾人生前20年始终行驶在读书这一标准化轨道上。
然而，世俗定义的成功并未带来快乐。他放弃文科天赋，转向理科，在不喜欢的专业中虚耗七年，直至决心在博士阶段退学。
无硕士学位、无博士学位、无应届生身份、无工作经验、无实习经历，景瑾就这样“净身出户”，放弃一切。
这个从小到大被推着走的人，终于真正意义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025年8月初，山西太原。
殡仪馆内人影稀疏，等待工作人员处理手续期间，景瑾拖着沉重身躯走到馆外，坐回车内。他打算利用这段空档，向博导坦陈今后打算。
关上车门，外界声音被隔绝。景瑾坐在驾驶位，左手手肘压在车门边，拨通导师电话。他能听见自己愈发急促的心跳。
电话接通，几番委婉铺垫后，景瑾切入正题，郑重表明退学意向。“你糊涂啊”，导师不知景瑾所在何处，叹气直言其年轻冲动。拿读博名额不易，学术表现亦佳，实在可惜。
长达四十分钟的通话里，导师围绕就业细数读完博士的好处与放弃的坏处，景瑾回复始终如一：“我知道，但我做好准备了，我打算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通话在往复僵持中结束。景瑾心中巨石落地大半，只待导师和父母确认。
豆瓣“博士，退学了嘛”小组聚集了3万多人。
自本科入学起，景瑾有一个固定习惯：每年放假回家立刻告知爷爷看望时间。
2025年暑假，景瑾结束博一学业，繁忙课业压得他喘不过气。终于抽身回家，他想着先休息几天再联系爷爷，意外却在此时发生。车祸来得太突然，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爷爷已无力回天，至死不知孙子归讯。
爷爷去世第三天，景瑾做出那个在心中反复思忖一整年的决定——博士退学。他意识到，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时间不会停驻等待做足百分百准备。
2018年，景瑾进入中国地质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就读，2022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本校读研，随后通过提前攻博直接转入博一阶段。
这条路径允许他比常规学制提前一年毕业，对应风险是：一旦中途退学，通常无法直接取得硕士学位，性质类似硕博连读。
做出退学决定时，景瑾尚处博一。彼时他已发表两篇论文，达到博士毕业要求的50%，在同届学生中名列前茅。
相较于普通博士生，“直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学制下退学的学生代价无疑更大——普通博士生中途退出仍保有硕士学历作为求职底线；但这三类通道博士生若直接退学往往仅保留本科学历，数年投入时间与科研精力将无任何凭证，除非申请博转硕。景瑾导师多次劝说，“至少拿到硕士学位”。
实际上，多数硕博连读生决定退学前都会考虑申请博转硕，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景瑾不以为意，甚至没仔细看转硕政策，只是模糊了解：若申请转硕，即便他现在有成果、有论文，也要在申请后再进行一个完整学年学习。
他不允许自己在追求学历路上再浪费一分一秒。
收到景瑾退学消息时，女友觉得他“疯了”。谁不是这样过来的？谁不是这条路走到底？她认为这幼稚决定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两人未来也不负责。
不管景瑾如何努力解释，女友都不能理解，但这未左右景瑾决定。“我已经想好了，只是通知她。”
他怕自己若因女友劝阻而未迈出这一步，未来不顺心时会说出那句：“当初都是因为你。”他想，不能为另一个人放弃自己人生所有可能性。
从2024年春季学期3、4月递交申请，到9月正式成为博士在读生，期间历经毕业季，景瑾曾前往双选会现场观望。当时他对博士毕业后薪资预期是税前年包30万。
现实更为残酷。老家山西国企来校宣讲时，景瑾发现预期薪资水平只有高强度私企才能达到；若希望进入国企，求稳定轻松，一年大概只能拿到十几万。
景瑾有些失望，只想获得这样结果也并不容易。
同门找实习时，出于就业焦虑，景瑾也尝试做过一次简历。他发现论文只有老师在乎，企业都只在乎项目和实习，而自己缺乏这些经历。
草草做完后，景瑾自评：“感觉没有任何人会多看一眼。”当然，这份简历未被投递进任何公司。
读博后，除导师规定寒暑假外，景瑾基本每天早晨九点左右来到实验室。赶进度时，凌晨一点多也不休息。
好在景瑾导师不查岗，无硬性在班时间规定，只要每周汇报保持进度，研究节奏可由景瑾自行安排。有时实验接连几天进展缓慢，只需最后一天集中精力补齐进度即可。
试想这种弹性模式，放到工作中很难行得通。在他看来，职场自有另一重尺度：严格早晚考勤、一切操作听领导命令、工作需要和同事协同、开大小会议、接各种任务。即便下班后，也需随时待命响应工作消息。
景瑾未往深想，“上班这种事情，它最基础的一些特点我就已经接受不了了。”
读博期间，他已熟悉部分界限模糊处境，可能在任何时间、地点接到导师电话。渐渐开始害怕铃声响起。往后，景瑾手机只保留振动功能。
来电和消息震动强度、时长不同，景瑾已能在瞬间区分。每当意识到是导师电话，他心都会立刻沉下去，麻木拿起手机接听。
景瑾认为，非工作时间不询问、直接打电话是件很冒犯的事。
某天晚上九点左右，景瑾和女友在学校外夜市逛街，“冒犯”的震动如期而至。他立刻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接听，对他而言，第一时间弄清事态轻重，内心才能稍稍安定。女友也跟着停下来，回头看着他。
所幸那天需更改文件在手机上便能编辑，十几分钟后，景瑾把改好文件发还给导师。女友似乎比景瑾更习惯此类场景，每次安静等在他身边，直到他在原地处理完导师交代事务。
相似情形反复上演约几十次。有时外出途中接到临时任务，景瑾只好如实告知不在学校。一旦被追问去向，他便心生抵触。私人时间里，景瑾要保留一种“不汇报的自由”。
从那时起，景瑾逐渐意识到自己最讨厌事就是听从别人指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来这样打扰我的生活，我还要听他的命令，这是尊严问题，我绝对不能接受，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生导师了。”
他幻想工作后场景，可能与之别无二致，于是开始考虑不工作可能性。
情况比想象还要糟糕。
没过多久，景瑾发现，在这个按时毕业博士仅占3-4成大环境中，学院一位师兄手握十几篇一区论文提前半年毕业，去向是某普通大专讲师，生活环境、待遇都算不上好，学校资源看起来也不能实现什么科研目标。
至少在景瑾看来，师兄成果已然是他望尘莫及，可这样的收益与付出努力真的相匹配吗？
事实上，景瑾根本不认为自己在这七年学校学习中习得有用技能，尤其是将范围缩小到能运用在就业方面。本科即将毕业时，他选择考研，便有这一原因，“如果就这样直接进入社会，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直到博一，这般想法又涌现出来。
退学念头逐渐生根发芽，持续一年之久后，在爷爷去世那一刻达到顶峰。
景瑾想清楚不准备考虑任何需为别人打工才能赚钱工作，他不愿再等下去。
暑假结束，景瑾立刻回校办理退学手续，准备换种方式生活。走出校门，他未停留太久，但仍忍不住回头，认真望了望这片生活七年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景瑾人生前20年都在试图忽略自己喜恶。
景瑾2000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周岁礼抓周抓到纸和笔、十多岁参加征文大赛获市级一等奖和省级特等奖、中学觉得文科学起来得心应手，只是这些都败给所谓“好就业”。
小时候，对世界抱极大好奇心景瑾会问父亲许多常识性问题。每次父亲用数理化解自然现象后，都会跟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景瑾对问题已没什么印象，但这句话仍刻在脑子里。
他从小便比同龄人成熟些，哪怕萌生一秒想学文科念头，也会立刻扼住。
景瑾高中每个年级约400人，分六个班，其中仅一个班是文科班。分文理时，景瑾身边成绩好同学无一选择文科，这似乎是件默认之事——“只有理工科实在学不明白时，才可能去考虑文科。”
不论是从小看书中寓言故事、童话故事，还是家里父母观念上言传身教，都在告诉景瑾，人要追求良好品德，而照顾家庭毋庸置疑是良好品德其中之一。他想，依靠自己把家人照顾好是高考最大目标，除此之外所有兴趣都可往后靠。
选择理科后，景瑾成绩稳定在班级第一、年级前五，只是高考成绩未能达预期，无缘一直喜欢厦门大学。
到填报志愿阶段，因景瑾生物成绩比较出挑，个人也比较感兴趣，便征询生物老师建议，计划报考生物相关专业。
虽然生物老师带着笑，但景瑾能从她眉眼间看出严肃，“别报，找不到工作。”仅一句话，景瑾倏然接受，踏出办公室门，彻底搁置对专业喜好考量。
最终专业是母亲在朋友那里取经确定的，景瑾至今还能清晰记得那个场景。
高考出分后一个午后，母亲带他去拜访一位做老师朋友。老师居住在僻静老旧小区，楼房墙体爬满爬山虎。屋内是上世纪老式户型，仅有零碎阳光穿透室内。景瑾安静坐在老师对面听着她和母亲交流，一言不发。
“电子信息以后前景应该不错”，她是景瑾能接触到的最有可能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了。景瑾未询问她本职工作是什么，也未想过她话到底有没有信服力。除了她，景瑾无任何渠道接触其他信息源。
老师讲了一些依据和分析，由于景瑾对电子信息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听懂。即便如此，他还是快速决定就听老师的。
回到家，景瑾便开始搜索有电子信息专业院校，他形容自己当时感受是“放弃”和“屈服”，“在现实压力面前，个性似乎没那么重要，反正最终还是要去找工作的。”
入学后，景瑾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专业。电子信息有一些基础数学课，比如离散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之后学习会过渡到电路分析之类物理基础课，再往上才是比较贴近本专业实际应用专业课，比如信号与系统，这是一个进阶过程。
但对于景瑾来说，最基础数学都学不明白。入学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既没兴趣也学不下去。每次上课，知识好像都没入过脑，听不懂就不想听，不想听就更听不懂，恶性循环。
期末去备考时，景瑾和室友一起去图书馆。景瑾发现，用相同时间准备，很多题他们能听懂自己却不能。
和中学时候“辉煌”相比，景瑾是有落差的，他每门课成绩基本都处于班级后1/3，有几次甚至在挂科边缘徘徊，实在力不从心。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试着以吊车尾身份去生活。
三年后，景瑾即将毕业，他不认为自己能做好什么工作，于是逃避就业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景瑾选择了考研究生，目标院校还是厦门大学。他想，从零跨考其他专业好像并不现实，虽然电子信息对自己来说很难，但至少是本专业，于是他从大专业里面挑了一个自己相对没那么“厌恶”方向。
景瑾将备考大部分时间都分配在了专业课上，两门公共课只用有限时间做了几套真题练手。最后分数出来，满分100分公共课取得了政治81分、英语91分好成绩。
曾经张雪峰在一次考研规划公开课上开玩笑举例，如果政治能考到80分，“你得天天看新闻联播，再放弃一次人生中五百万的机会”；如果英语能考到90分，“我在北京动物园给你买个摊位，你可以收门票了，下期人与自然就播你，走近科学就是走近你，一个新的物种诞生了”。
相比之下，满分150分专业课景瑾却只考了70多分，最终一志愿厦门大学遗憾落榜，调剂回了本校。
无数人都问过景瑾，为什么不先找到一个合适方向后再退学，有的放矢地行动。
景瑾答案是，他相信方向是靠探索得来的，而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被动等来的，他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退学手续还没办完，景瑾就选定了即将去生活的城市。能感受创业氛围是他的首要标准，于是被称为“中国硅谷”深圳在一众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
既然没想好能做什么，那就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做起。近两三年景瑾一直保持着健身习惯，虽然不准备长期用打工形式去谋生，但先当一段时间健身教练了解健身行业也是件不错事情。
退学后，景瑾带着他学生时期做兼职攒下来的五万存款来到深圳。路上，他就已经马不停蹄约好了7家面试。
只是找到一份合适工作不是一两天就能做成的事情，在没有确定工作位置前，他没办法租房，只能先住在酒店。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选择了最便宜酒店，唯一需求只有一张干净床。无窗酒店假窗24小时透着昏暗蓝色灯光，阴暗潮湿环境没办法晾干换洗衣物，行李还没能寄到，景瑾把落地深圳时衣服在30度天气下连着穿了4天。
“到最后，我只能祈祷面试官不要离我太近，免得闻到我衣服上有什么味道。”
景瑾做了两个月健身教练，一共拿到了六七千工资，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他确定了自己只是喜欢健身，但对指导和帮助他人没有任何兴趣，这一行业无法纳入到他未来创业范围中。
景瑾决定用自己的积蓄把时间买回来，投入到系统性学习中。在学校的19年，他从没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判断选择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虽然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派上用场，但是它肯定有用”。
离职后，景瑾在大学城图书馆用两个月时间读完了《激荡三十年》《激荡十年》等等有关中国企业史、商业、财经方面书籍。
摒弃掉那些带着目的囫囵吞枣地学习，景瑾每每遇到可以延伸知识点都会详细搜集资料，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对知识如饥似渴感觉。
同时间，景瑾和女友长达四年恋情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件事情，景瑾一直都有心理准备。退学后，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基本每个月都会爆发一次争吵，有时即便是很小事情，女友也无法忍受。
即便二人感情很深，但女友提出分手后，景瑾还是没有挽留。
这是唯一一个会让景瑾怀疑自己选择的代价。有时他会反思自己退学决定是否真的正确，但每次反思结果都是“我没做错”。
迷茫与不确定一直伴随着景瑾，在深圳4个月，他没能体会到他希望感受的创业氛围。即便城市发展繁荣，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足够资源，终究无法接触到创业圈层。
“在这里得不到更多东西了”，2025年12月，退学五个月后，景瑾离开了深圳，准备回到太原休息一段时间。
回家后，景瑾开启了“堕落”的一个月，每天睡醒就打游戏、饿了就点外卖、游戏打腻了就看小说。直到看的小说越来越多，他开始质疑那些网文作者的文笔和逻辑。偌大个互联网，竟找不到一本自己满意的小说。
那要不要自己去写一本？
景瑾形容，在那一瞬间，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恍惚和毛骨悚然击中。他已经快忘记了自己在文字上的天赋，小时候吵嚷着要当作家的自己、征文获得奖项山西电视台领奖时刻，以及在读博期间尝试着写过的小说。
他立时从床上坐起，翻开旧笔记本，在文件夹里找到了2024年写过的小说开头。寥寥8000字，却让那些蛰伏在最深处的记忆漫了出来，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你一直想要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是现在读博太忙了只能搁置掉，等到今后有机会的时候，希望你一定要将它完成。”
景瑾没有合适的出版渠道，于是这部小说被他发布在了网文平台，即使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和网文属于同一类型。创作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快乐和价值感，只是商业结果在意料之内，景瑾只得到了30.62元的收益。
显而易见，写小说谋生对于他来说同样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2026年3月，景瑾再次动身，辗转到上海。他认为这是国内最能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城市。他以每月1600元价格和一对70岁房东夫妻合租，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
景瑾不再和在深圳时候一样经常往市中心跑，他知道没有一个恰当身份时，城市不管多么发达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他开始尝试做自媒体，内容以口播为主，讲述自己的生活感悟，也会聊起博士退学经历。账号传播度最高视频中，他用退学经历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未来迷茫的本质就是一步弯路都不想走，试图直接得出一个整个人生的全局最优解，所以对于摆在面前的哪个选项都不满意。”评论区挤满同样面临人生岔路口的年轻人，纷纷留下共鸣。
2026年6月，景瑾社交媒体粉丝数量从初到上海时候的1800，增长到了11000。
虽然至今还没能探索出合适的方向，但目前来看自媒体至少是一个能持续做下去的路径，已经有两三个广告联系他，能有大概几百元收入。
景瑾存款的最高位的数字开始跳动，从5开头变成4开头，他的内心也不免随之波动。
粗略估算，眼下这笔积蓄至少还能撑上一年。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一年后仍然没有找到方向，就先找一份无门槛的工作，维持生活。
在这一年里，他要完完全全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一边摸索前路，一边把时间用于健身、读书、学习、交友这些有长期复利的事情里。
上学时，景瑾很喜欢打游戏。有趣的是，退学之后，他竟很少再主动打开游戏。
探索的场地，从屏幕之内转向了现实之中。于如今的他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最伟大的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