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丹
身为南方人，我的饮食根基牢牢扎在米饭上。这在家乡是常态，可一旦北上，这事儿便成了难题。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初次因公务前往北方，夜宿青岛四方机车厂招待所。手续刚在前台办妥，内部餐厅已准时关门。饥肠辘辘之下，我推门寻到一家小馆，急吼吼地点了辣椒炒肉和西红柿鸡蛋汤。
菜很快端上来，热气扑面。我下意识喊老板：“上饭。”老板靠在柜台边，笑得憨厚，却答非所问：“面条、水饺、馒头……您挑点啥？”
我心头一紧，生怕对方没听清我那口“湘普”，立马卷起舌头，字正腔圆地强调：“米……饭……”
老板两手一摊，语气平常得像在陈述事实：“没米饭。”
面对那盘改良过的辣椒炒肉和一大碗汤，我捏着手中的馒头，机械地往嘴里塞东西。味蕾仿佛罢工，嚼起来味同嚼蜡。
回到住处，半夜惊醒，心慌意乱，竟是饿醒的。我强撑精神下床，翻出行李箱里的半包饼干，就着白开水吞个精光，这才迷迷糊糊熬到天明。
次日清晨，半靠在床头，我心里既纳闷又有些委屈：黄河中下游本就是小麦主产区，先民们一日三餐面食为主，日常口语里为何只说“吃饭”，而不说“吃面”？这逻辑实在让人费解，更让我隐隐作痛——早知如此，不如直接点碗面条来得实在。
此后北上的次数多了，我发现这种失落感如影随形。对我而言，没有米饭的饭菜，哪怕桌上菜肴再丰盛，最后也只落了个肚子空空。胃里“咕咕”抗议，感觉跟没吃东西一样。
后来我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则：街边的湘菜、川菜馆，大概率备有米饭；而家常鲁菜、豫菜馆，大多不卖米饭。于是再去北方出差，首选便是湘川口味。若万不得已进了鲁豫菜馆，进门必先故作老成地确认有无米饭，拿到肯定答复后，才敢从容落座、放心点菜。
数十年光阴流转，如今饭店里的选择早已丰富多样，米饭、馒头、面条任君挑选。阴差阳错间，我在北方定居扎根，舌尖上的味觉也悄然发生着迁移——米饭仍是底色，面食也已接纳，味蕾的基因图谱正在拓展。
昔日，洛阳有色金属研究院对面的友谊宾馆，有一款浆面条堪称一绝。酸香柔和，清爽可口。柳叶细面投入绿豆发酵的稀酸浆中煮熟，佐以煮黄豆、芹菜丁、炸花生米、胡萝卜丝，淋一勺辣椒油，舀一点韭花酱……至今回想，依然口舌生津，满嘴留香。
而在济南某大厦顶楼的观光餐厅，曾有一款胶东大包闻名遐迩。芸豆鲜肉馅、白菜五花肉馅、韭菜海鲜馅最受食客青睐。包子以玉米叶垫底蒸制，皮薄馅大，绵软敦厚，肉嫩汁多。轻咬一口，清香四溢，回味无穷。
舌尖上的条件反射，既藏着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也刻着岁月留下的后天密码。哪怕是米饭、馒头这般寻常之物，也能在舌尖绽放出璀璨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