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中提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宋代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创作者们拼命追求形似，“直逼古人”被视为最高境界，“如临其境”则是审美标准，这种理念在宋代达到了成熟顶峰。而到了宋之后，艺术家们开始寻找新路，把表达自我放在首位。手法上讲究“我写我心”，舍弃外形只留神韵，轻视逼真影像而重视意境表达。他们不再受中古时代固有准则的束缚，绘画领域的变革走得尤为深远。
这一转变与近古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紧密相连。元代统治者对汉人进行排挤，传统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于是，许多人退出庙堂体系，转向江湖生活，依托个人兴趣谋生。既然无法在体制内分得一杯羹，便只能去市场淘金。书画家不再通过描绘圣贤故事来装点门面，小说家也转而编写大众爱听的故事以迎合民间口味。植根于宋代话本的说唱艺术因此风靡，创作更注重情节铺陈和人物刻画，主题聚焦于人性以及凡夫俗子的爱好趣味，突破了“文以载道”的局限，由此诞生了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
中国古典小说惯常的主题是宣扬善与美，思想内核多抱持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这不仅让下层民众喜闻乐见，也契合儒、佛、道三家精神，统治者对此往往默许。“三言”“二拍”对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主人公朱重给昭庆寺送油时，偶遇邻居王美娘，惊为天人，暗想“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为此他日夜积攒，存下10两银子，企图买下一晚春宵。老鸨起初嫌他是卖油的，百般推脱，见他心诚（实因看重银子），便让他过几日扮作斯文人再来。等到终于见到美娘时，对方大醉，又觉得朱重“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会被人笑话”。但朱重毫不在意，整夜悉心照料醉酒的美娘。次日酒醒，美娘感叹“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识趣”，虽惋惜其“市井之辈”的身份，心想“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仍回赠双倍嫖资以示谢意。不久，油店老板病逝，朱重接手店面。此时，美娘的生身父母来到临安寻女，在朱家油店打工，恰好就在朱重手下做事。一年后，美娘遭福州太守八公子羞辱，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恰逢朱重经过。朱重急忙将美娘接回青楼，美娘为报恩留宿并许诺嫁给他。随后，美娘拿出多年积蓄赎身，嫁给朱重，并与亲生父母相认，结局圆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同样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名妓杜十娘早有从良之心，她深知沉迷烟火的公子哥往往因倾家荡产而无颜见父母，于是处心积虑地积攒一只百宝箱，藏在院中姐妹处，指望未来公婆能体谅苦心，成全姻缘。谁知，她对爱情的赤诚与精心算计，终究敌不过封建礼教的重压与人性的怯懦。最终，她当众痛斥奸人与负心汉，抱着宝箱投江自尽。杜十娘美丽、热情、心地善良且轻财好义，更有忠于爱情的勇烈。她用决绝的一死捍卫了人格与尊严。
尽管主题围绕善美展开，但“三言”“二拍”所描绘的社会文化中，流露出当时人们对自由与爱情的渴望，而非单纯的说教。这一点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薄伽丘的《十日谈》颇为相似。明代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特殊历史时期：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的皇权专制逐渐瓦解，严厉的禁海政策演变为民间贸易失控，官场的冷酷日益被丰富多彩的市场侵蚀。文学艺术曾在冰天雪地般的压抑中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封建社会步入末期，历史车轮无可阻挡地向前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