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君子视夏日为修身之良机。《礼记·月令》载，仲夏时节，“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天地开阔，林木深邃，百草丰茂，以高远视角观万物勃发，胸襟自然随之舒展。此景描绘的乃北方之夏，确切说是《礼记》发源地——中原大地。
那同期的南方人如何度夏？据史志奇书《越绝书》记载：“勾践之出入也……休谋石室，食于冰厨。”又云：“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可见春秋时期，南方贵族已建“石室”“冰厨”等避暑之所，此法极为务实。当然，亦有浪漫之举。张岱在《陶庵梦忆·庞公池》中记录其在绍兴古城西园泛舟纳凉：“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风雅至极。
上海的夏天，既无北方“天地宏阔”之感，也不似南方“舟中看月”之雅，反倒继承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务实基因，只是逐渐走向平民化，乃至后来沦为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冰镇绿豆汤”。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上海夏日的模样，或许千人千面，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能感慨万千，略述一二。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较小，全国普遍高温。但在北方，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便有习习凉风；而在上海，若离开空调，便觉无处可逃，热得无计可施。即便漫步在梧桐浓荫遮天蔽日的衡复风貌区，日益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人如陷火海。若再遇上湿漉漉的黄梅天，空气中那股化不开的溽滞黏腻，定会让你瞬间生出此城无可恋、此地不可留之念。上海人苦“夏”久矣！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高温天气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这一年，上海以55天的高温创下百年纪录。当年最热的7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那年之热，不仅让大文豪鲁迅彻夜难眠、心烦意乱，还酿成旱灾，导致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刊登《大上海的热景》，开篇写道：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很高而降雨极少，7月12日，更是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40.2℃。持续干旱致全国赤地千里，翻开当年报章，“大旱”“米价飞涨”连篇累牍。因极旱，上海还举办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夏季的热，近乎一种令人吃不消的“湿热”。好不容易熬到姗姗来迟的秋，也迟迟不愿“退烧”。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借友人炎樱之口描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空气裹挟着旧式公寓木香、蕾丝窗纱影子、打字机敲击声，在闷热中凝滞成无声挽歌。她的夏天，定是旗袍贴背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里无人可诉的孤寂。
世人皆苦夏，唯独闻人杜月笙似乎是个例外。据说三伏天，杜月笙仍长衫马褂，衣冠楚楚。有人劝他：“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私下劝道：“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杜月笙笑着解释其“熬热”之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佣人，多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必进一步裸着上体。如果我穿上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我这里当然算不上名流大宅，但我的佣人多，往来的朋友上、中、下三等都有。如果全屋子都是些穿短裤的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变成大混堂了？因此，我杜月笙只能熬着热，冒着汗，受着这点不大不小的罪。”
虽热天不尽如人意，细品前人记“热”之作，自有春秋冬三季不及之妙。当年鲁迅可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有钱人可赶“海滨浴场”、享公园下午茶、听草地音乐会；没钱人可“井水泡西瓜”、在弄堂“噶三湖”，甚至光腚“乘风凉”。至于“最懂生活的男人”林语堂，更别有谐趣地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影响人的物质与精神层面。“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主张气候、环境与人类性情、健康密切相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气候对法律、道德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勇武与直率，炎热带来柔弱与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推论“炎热地区具有灵敏器官的人的心灵，容易被一切与两性愉悦有关的事情触动；他们的男女情爱，可由任何一件事勾起”。孟氏发现或有道理，后续推论却显过度。例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仅诞生一部隐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东方式暧昧”——《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产物，更是“心境”产物。俗话说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且自得其乐，何况身处环境卫生清洁、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也游不完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最妙的是，我们拥有或环绕四壁或溢满网盘的古人无法比拟的闲书与文娱，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佳片有约”。
进可驱长车，偕妻儿访名山胜水，赏尽长三角美景美酒与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观闲书旧画新片，馋了，则“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慕古人好闲书喜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方式千千万，享乐花样万万千，似乎仍不抵陶家的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浮想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