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迎春 杨力舟
画作是艺术理念与技法融合的产物。伴随新中国成长的我们，在六十余载创作路上，始终坚守扎根现实、服务人民的初心，融汇中西艺术之长，共同创作了大量展现革命历史、少数民族生活及黄土高原风貌的主题作品，其中《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见图）影响最为深远。这些佳作，皆是民族精神同个人价值观、艺术观深度契合的结晶。
我们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艺术上的知音。历经战火洗礼，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外侮、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们，这也促使我们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倾注大量心血。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一九八〇年合作的中国画《黄河在咆哮》，得益于对黄河流域生活的切身感悟与写生积累，得以饱满热情地歌颂黄河船工的坚韧不屈。画面里，黄河奔腾咆哮，船工们奋力搏斗，意气风发。作品运用表现性手法，既呈现了人与自然搏击的力量之美，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历经艰险、奋勇向前的奋斗历程，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强烈的时代精神。
若说黄河激浪中奔涌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懈奋斗的精神血脉，那么太行山石则挺立着不屈的民族脊梁。巍巍太行，壁立千仞。这里是八路军首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留下了无数团结御侮、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太行山孕育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与民族历史的深层联结，为我们太行题材创作奠定了情感与精神根基。
一九八四年，合作中国画《太行铁壁》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成为艺术生涯中的里程碑。这幅作品的诞生源于同年赴太行山黄崖洞采风。那年夏天，为绘制《小二黑结婚》连环画，我们去太行山赵树理工作过的地方收集素材，听到许多军民团结抗战的动人故事，便萌生了创作太行山区抗日题材作品的想法。一天下午，在黄崖洞写生时，夕阳映照太行山峭壁形成侧影，壮观景象让我们联想到为国捐躯的抗日军民——那场景宛如他们巍然屹立于此。于是，我们希望以纪念碑式群雕手法进行创作。产生这般联想不仅因形似，更因我们在西安美院求学时都学过雕塑——一人主攻油画与雕塑，一人专攻中国画与雕塑，深刻体悟到纪念碑所承载的精神力量。
《太行铁壁》立意在于彰显崇高美。历史画创作或侧重表现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侧重概括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太行铁壁》属于后者——军民鱼水情深，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力量崇高且不可战胜，我们要用艺术形象真实再现太行山区红色底蕴和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并将其发扬光大。
为更好突出主题，我们先描绘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几位高级将领，并把彭德怀放在突出位置——抗战时期，他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一直带领八路军前方总部奋战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其次，刻画其他战士和民众时，画面增加了一位老奶奶形象，因为当时许多八路军子女由当地老乡抚养，被亲切称为“奶娘”，画中老奶奶就是这样一位“奶娘”。同时，画面体现红缨枪——在八路军根据地，武器装备差，大部分民兵、儿童团、妇救会配发红缨枪当武器。画中人物基本写实，特别是对几位将领刻画，在把握形象特征基础上，注重使其仪表姿态、精神气质与总体山势结构相和谐。
历史画要感染人，除高深立意、巧妙构思外，还需找到恰当艺术表现手法。《太行铁壁》采用象征性手法，抛开“事”寻求“情”。我们摒弃对具体历史细节铺陈，将太行军民群像与山石融为一体，寓意不可战胜的军民力量。表现手法上，大胆吸收西方立体主义理念，将人物群组与岩石结构几何化分割重组，让英雄群像与太行山势通过块面穿插、空间压缩，形成群雕式象征性构图。人物与山体界限模糊化处理，毛笔侧锋平扫与“斧劈皴”运用，让人物衣饰纹理与岩石肌理相互交融。人物不再是孤立个体，而是如山体岩层般紧密联结，既突出个体坚毅，又强化集体力量感。
《太行铁壁》价值在于超越具体历史场景，成为时代精神象征。英雄们默默伫立、神情坚毅，姿态无戏剧化夸张，却在群像肃穆与山势雄浑中，传递深沉持久力量——那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不屈不挠、团结御侮精神伟力。
太行精神是穿越岁月烽火的信仰丰碑，至今熠熠生辉。弘扬太行精神，也是我们坚守使命。二〇〇九年，再度携手完成巨幅中国画《太行烽火》。我们在画作历史性与艺术性、现场感与纪念性平衡等方面反复斟酌，最终采取超越时空组合方式，以黑白对比手法、六条屏样式、不同画面并置与叠印展开叙事，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刻画将宏观与微观结合，构筑跌宕起伏、环环相扣视觉结构，宏阔再现军民同心、奋起抗日、争取胜利场景。在水墨语言上，着重解决山与人超时空组合难题，将太行山作抽象化处理，用耸立山势构建立体块面，强化画面视觉冲击力，从而衬托人物动态与组合。
创作始终坚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现今，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创作也向着多元化发展。但我们相信，艺术始终应与时代同频共振，艺术家亦应立足山河大地、着眼民族历史，以画笔深情镌刻民族记忆。
《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