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县城纷纷效仿“合肥模式”，妄图快速跻身“风投之王”之列。但现实颇为残酷，绝大多数县城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文字撰写丨熊志
区县级的基金热潮，被国务院的一份文件紧急叫停。
此前不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指出，“县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政府投资基金”。
在“合肥模式”的示范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基金来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一度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策略。
那么，中央为何突然下令叫停？
这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更是因为，席卷部分县城的基金招商热潮，在个别地区已经演变成政绩工程，偏离了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
01
国务院的《意见》发布，并非首次对县城的基金热潮进行降温。
2025年1月公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县级政府应严格限制新建基金，财力较好且具备资源优势的县区，如确实需要成立基金，需报请上级政府批准”。
从政策表述来看，去年还是“严格限制”，保留了一个可以设立基金的通道，但今年升级为“原则上不允许新建”，仅是几个字的调整，却意味着监管全面收紧，基本上关闭了县城新设投资基金的大门。
如此大幅度的政策变动，无异于给迅猛发展的县城基金热潮浇了一瓢冷水。
众所周知，这几年来，“合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合肥国资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精准投资了京东方、蔚来、长鑫存储等企业，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资本收益，还推动了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存储芯片等产业的快速增长，成为了各地纷纷效仿的典范。
因此，合肥这种“基金+项目”的投资经验，迅速在各地传开。
过去，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主要比拼土地资源与税费优惠，而现在，一些地区则转变为拼“股权财政”——政府投资基金出资吸引企业入驻，再设定一定的返投比例，要求被投企业在当地建厂，以产生税收和就业。
根据投中数据，截至2025年底，区县级基金数量已占全国政府基金总数的4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政府投资基金，分布在了最基层的县城。
一些小县城，财政相当紧张，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但在“别人有我也得有”的攀比心态下盲目跟风，同样设立了政府投资基金。
《经济观察报》曾报道过，安徽某县财政收入不足40亿元，但“一家国企平台设立了15只私募基金”。
一旦政府投资基金，转变成了突出政绩的工具，偏离了引导产业发展的初衷，这场四处开花的风投竞赛，就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02
众多县城纷纷效仿“合肥模式”，妄图快速跻身“风投之王”之列。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县城，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论政府投资基金表现得多么专业、复杂，其核心始终是简单的：把资金，投入到产业项目上。
这会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资金来源；第二个是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
借鉴“合肥模式”的成功经验，撇开其他条件不谈，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合肥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拥有较为充裕的财政储备，能够承受数年没有投资回报的周期。
然而，许多县城地区，财政需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要投入资金设立基金，一方面，要承担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小规模的基金体量，根本无法吸引优质项目，也难以起到产业引导的作用。
更大的是产业配套方面的不足。
合肥国资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是基于当地已经成熟的产业环境。例如，投资京东方，是因为京东方的显示面板与当地家电产业有紧密的联系，能够形成上下游联动效应。
但在很多县城地区，根本没有形成像样的产业基础，即便通过优惠条件，把企业“吸引”过来后，如果没有上下游配套，企业也难以真正在当地扎根。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资金已经投出，但产业没有落地，投资也就付诸东流了。
非常现实的一点是，一些基层地区，连资金是否充足都不一定能够确定，更不要说寻找真正懂得基金运作的专业人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