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北京305医院。一个消息悄然散布开来，很快便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
周恩来离世了。他担任总理长达26年，始终没有加上"最高头衔"，却赢得外国元首羡慕、国内百姓惦念、历史不断回望。有人说，他"不适宜当头领"。
这并非批评，却比任何赞美都更贴近实情。 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说他不合适？答案，就藏在他数十载的人生经历里。
历经军队、学校、党派、外交——他见过的景象，旁人未曾得见
1921年，周恩来加入中共。那年他23岁，身处法国，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起步颇为特别——并非在国内乡村，亦非在工厂，而是在欧洲，在知识分子汇聚之所，在左翼思潮激烈碰撞的圈子中。
他一开始，就不是按单一路线培养出来的干部。
归国之后，他转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那是在1924年，国共合作刚刚起步，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人混在其中开展工作。这个岗位需要什么？并非冲锋陷阵，而是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在一所军校内稳住。
随后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紧接着是南昌起义。这两件事接连发生，将他推向了军事与组织的双重实践。 打仗他参与了，但他更多负责的是协调——将人凝聚起来，将事务推动下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软禁。这件事往大处看，关系到整个中国的走向。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飞抵西安，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国民党人士，是各方势力，是随时可能瓦解的局势。他将这事谈成了。
并非谈得占上风，而是谈成了—— 两党重归于好，中国未因一场政变而彻底分裂。此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明晰：他是那个能把复杂局面收拾好的人。
抗战期间，他长期驻扎在重庆。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中共的统战基地。他接待文人墨客，联络国际友人，主持《新华日报》，在国共摩擦最为激烈的时刻，始终维系着一条沟通的桥梁。这种经历，党内无人能及。
他通晓军队，通晓党务，通晓外交，也通晓不同立场的人所思所想。这就是他。一个见识过太多景象的人。
建国之前，毛泽东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了一句——谈到新中国未来的政府团队，其他职位都未细说，唯独一件事他单独点明：周恩来必定加入政府工作，其性质等同于内阁总理。这句话说得很早，定得很准。毛泽东并非随口而谈，他看中的是周恩来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全部能力。
1949年，一个政府从无到有——由谁来把它构建起来？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刚结束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召开了。会上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这个任命背后，是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机器。
国民党败退，留下的是什么？是烂摊子、空骨架、一群或许能用但不知能否胜任的旧部下，还有大批毫无政府经验的革命干部。要在这一片废墟上建立起一个运转的政府，没人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周恩来着手了。他首先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行政架构为模板，作为政务院的基本框架。接着开始配备人员。
配备人员这件事，难就难在来源复杂： 老革命干部有，但缺乏行政经验；留用的旧政府人员有，但政治身份敏感；新招募的年轻学生有，但一无所知。周恩来当时表示，这三类人各有优劣，要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这话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却是门学问。
更棘手的是民主党派的安排。新中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共产党政府，建国之初明确要走联合政府路线，大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这些人，有的是旧政府里出来的，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社会名流。他们未必认同共产党的全部理念，但他们具备专业能力，拥有社会资源，享有历史声望。
周恩来逐一去做工作。
黄炎培，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以年迈为由，不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亲自登门，将原委阐明：这不是旧社会做官，而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