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边到右边站着的是：蔡萌、何芊、薛冰清三位的形象。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正式批准《独立宣言》，宣布北美十三州摆脱英国统治。这份奠定了美国国家基础的文献，如今已经问世二百五十周年。从印花税法、不可容忍法令不断激化英美矛盾，殖民地民众原本忠心于英王的传统爱国意识逐渐变化，再到大陆会议反复修改文稿，协调各方诉求，《宣言》的问世融合了政治让步与现实考量的复杂过程。《宣言》里面表达的自由、主权和自然权利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不停被解读、再塑造甚至发生分裂。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书评》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蔡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何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薛冰清商讨美国革命前后政治言论的流动、再塑造和分裂。
访谈内容围绕三位学者最新撰写的著作——《跨大西洋激进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兴起》（薛冰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出版，310页，68.00元）、《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何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208页，58.00元）、《革命之后：自然权利观念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文化》（蔡萌著，格致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248页，78.00元），从跨大西洋思想交流、殖民地爱国意识演变以及后革命时期话语竞争三个层面出发，关注政治言论的产生、借用和竞争，明确美式自由思想的两种来源，分析美国革命为何无法完全终结，重新探讨潜藏在美国政治文化内部，不断影响其社会与制度的内在思维扯力。
探讨美式自由思想的两种源头
英属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里特别强调了“自由”和“独立”，反对对英国君主的忠诚。何教授的研究分析了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爱国”意识怎样从以忠诚君主为特征转变为以自由为核心特征，那么，首先请您谈谈，旧的与新的爱国意识如何在竞争过程中完成转换？
何芊：对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来说，“爱国”并非单一概念，而是由忠诚、自由、公共精神、公共利益、美德、主权等观念共同构成的整体。在帝国危机出现之前，这个整体的重心是忠诚君主。殖民地人的“爱国”意味着效忠英王、维护作为英国臣民的自由权利，同时促进帝国繁荣。博林布鲁克式的“爱国君主观”，正是把忠诚君主与自由理念紧密结合的关键点：国王应当是自由的守护者，效忠君王也能被视为维护自由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印花税法》引发危机后，这一体系内部开始显现矛盾。殖民地人一方面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未经同意便直接征税、立法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继续自认英王臣民。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指出的忠诚困境：既要抗争，又要忠诚；既要反对服从英国议会，又不肯承认自己已然成为反叛者。传统爱国意识的包容性一度为这种矛盾提供了回旋余地，因为自由和忠诚还可以共存在同一观念体系中，只是二者的次序和核心位置开始改变。
主权之争真正体现了结构转变。殖民地的激进派试图拆解“王在议会”的英国主权原则，把效忠英王与服从英国议会分离开来。他们坚决主张，殖民地人可以继续效忠作为自然人的英王，但无需服从英国议会的广泛主权。这种理论自然带有很强的临时性质，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新帝国构想，但它进一步缓解了自由与忠诚之间的冲突，也更清楚地显示自由已经成为“爱国”观念体系中更接近中心的关键概念。
到了“不可容忍法令”之后，波士顿被刻画为美利坚自由事业的受害者，“共同事业”口号迅速传播。殖民地人的自由权利不再仅仅是宪制争论中的原则，而是变成了动员民众、组建联合协议、成立地方委员会、改变殖民地政治权力结构的行动方案。随着大陆会议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