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的黄釉瓷器
霁红、天青、月白、苍黄、槿紫、藕荷、雪灰、远山黛……诗书典籍里那些难以言传的中国传统色彩，通过近期上海举办的两大展览——久事美术馆的“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以及世博会博物馆的“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具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品。
色彩首先带来视觉冲击，亦是文物命名的核心要素。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章新表示，中国传统色承载着丰厚的文化脉络、政治变迁、工艺演进、民俗发展、贸易往来及科技进步等历史信息，对于我们今天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国采”展出的清同治大红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局部
工艺的革新
中国传统色的传承，仰赖于具体的物质载体。章新向笔者解读，源自制瓷与染织等技术层面的突破创新，使得明清时期的中国色展现出纷繁多样的面貌。
明清年间，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器品类集大成，极为可观。仅从雍正至乾隆朝督陶官唐英所立的《陶成纪事碑》所列，即可见三十余种不同的釉色，或是对古法的继承，或是创新的成果。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彭涛举例称，单是红釉的烧造技艺演进，就堪称一段传奇史。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初露锋芒，需要精准掌握釉料配比、气氛控制及温度调节，烧成率常仅有“十窑九不成”。而“一瓷一色”展中一件明宣德景德镇窑红釉盘，通体呈现出鲜艳的红色，反映出当时在永乐、宣德时期已经成熟的高温铜红釉技艺。彭涛特别叮嘱观众留意此件瓷器的口沿，坦言“那一圈白边并非特意制作，而是氧化铜作为发色剂在高温下自然流动留下的痕迹，俗称‘灯草边’”。
“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的豇豆红釉瓷器
在展出的两件康熙年间豇豆红釉作品中，一为水盂，一为印盒，均为非常名贵的瓷器。彭涛提点，豇豆红釉通过吹釉法烧成——匠人用竹管裹着纱布蘸取釉料，逐层吹上去，极难均匀，故常留下斑驳的苔点，发色纯正的被称为“桃花面”“娃娃脸”，次等的则成“驴肝马肺”。正因烧造难度极大，这类瓷器通常不会制作大型器皿，尺寸最高不过二十公分左右，多数为文房陈设用具，或放在书桌上装点环境。而创烧于康熙末年的胭脂红釉，源自西洋珐琅工艺，至雍正时期达到极高成就。展中呈现的圆盘与盖碗，因黄金着色剂含量的差异，展示了不同深浅的胭脂红。
在“国采”展览里，晚清许多服饰的色彩也受到了西风东渐的影响。当时流行的雪灰与品月色，均由进口染料促成了新色诞生。从展览中的一件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可见，雪灰自带灰调，显得沉稳内敛。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则泛着微光，颇为鲜亮。
“国采”展出的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局部
无声的秩序
“中国色的文化意义，远超审美范畴。”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认为，在中国古代，色彩与天地空间、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通过色彩对应方位、区分身份，用以规范祭祀、服饰、器物的用色准则，使色彩成为国家秩序的具体象征。
“国采”展出的清嘉庆月白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
“国采”展览开篇便展示的四件清代皇帝祭服，清晰地揭示了被纳入礼制体系的中国色——冬至天坛祭天需穿蓝色祭服；夏至地坛祭地需穿明黄色祭服；春分日坛祭日需穿红色祭服；秋分月坛祭月需穿月白色祭服。这是“四郊祭祀”仪式中严格遵守的礼法规范，其背后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及“五行五色”的哲学思想。展出的嘉庆帝祭月所穿的月白色祭服，令观者惊讶的是，这种“月白”呈现的蓝色，其程度远远超出了预期，近乎白色中带浅蓝。
明清之际最为尊贵的颜色，不论瓷器抑或服饰，莫不过黄色。其缘由在于，黄色在五行中属土，而中国作为农业国度，自古有“敬土”的传统，且对应的方位为“中”。
明清两代，黄釉为皇室所垄断。“一瓷一色”展览中一件光绪年间景德镇窑的黄釉花尊，便是慈禧太后使用过的器物。彭涛透露，黄釉烧窑时难度不易把握，浅了显得单薄，深了则近于土气。展览中的明弘治景德镇窑黄釉盘，在光线下呈现温润质感，被业内公认为最理想的黄色调。
再看服饰，明黄色龙袍为清代皇帝、皇太后等最高等级者的专属。通过“国采”展览丰富的服饰实物可见，黄色亦可分为杏黄、金黄、香色等，不同色度代表不同等级。比如杏黄略带红色，等级仅次于明黄，一般专为皇太子夫妇穿着；金黄的红色调更重，近乎橙红，赐予皇子、贵妃、妃嫔；香色融入绿色调，更显雅致含蓄，色域宽广，可从黄褐至黄绿，为黄色系中等级最低的。
“国采”展出的黄色系清宫服饰，不同色彩暗含不同身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