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岁末，李某手中握着一张老存折，内里记着35900元的存款。等到他去银行办理取款，却被告知系统里查无此账。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这起“有折无账”的储蓄纠纷案，经过一审二审，银行最终败诉，需赔偿李某剩余的本金与利息。
纸张凭证遇上数字系统
判决书内容显示，河南民权县李某在1999年5月10日于某银行民权支行开设了户头，账号8888。此后李某就在这个账户上头进行着存取活动。到2004年8月24日，他还从账户里取了800元，当时系统财报上显示账户里剩余3.59万元。可等到李某再次想取钱时，银行方面却遇到了麻烦，没能办理现金支取。李某多次找到支行工作人员胡某催讨存款。胡某确实陆续支付了1.8万元，但剩下的1.79万元始终不肯vasion。
二十年光阴荏苒，李某最终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将银行告上法庭。李某要求银行退还剩余的1.79万元存款本金，并计算相应的利息损失，同时要求银行承担这次诉讼的代价。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在2026年2月3日受理案件，依据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庭审期间，某银行民权支行反复表示，在银行系统里反复查找，都没有找到李某的账户记录。银行强调，存款凭证有法定的保存期限，15年而已，李某在这期间既未主张权利，这笔钱在当年也非小数目，再加上银行系统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次。该行推测，李某的存款可能通过挂失支取的方式解决了。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李某和银行之间已经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银行有责任确保存款本金安全，同时支付应有的利息。既然账户里还有余额，就应当依照约定支付。扣除胡某已经支付的1.8万元，银行还应继续支付1.79万元的存款本金。计算利息的话，应以1.79万元为基数，从2004年8月24日开始，一直到本金全部付清那天，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来计算。至于银行提出的，不排除李某通过挂失支取可能性的说法，由于该银行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纳。
储蓄合同还是民间借贷？
某银行民权支行对一审判决不服，于是上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银行继续坚持系统里查无记录的观点，并指责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适用法律不准确”，是在刻意加重银行的责任。
银行方面进一步声称，经过多次系统核查，依旧找不到李某账户的任何资料，既没有开户信息，也没有交易流水作为佐证。考虑到李某长期没有主张权利，银行觉得不排除其已办理挂失支取或账户销户结清的可能性。此外，银行还试图把此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理由是这样的：自2004年起，胡某总共偿还了李某1.8万元。可银行核实后发现，胡某在2003年到2009年期间担任某信用社负责人，而在那之前和之后，他与该信用社没有任何往来。正常情况下，储户要是发现存款取不出来，应立刻报警或者向信用社的更高级别的监管部门反映，但李某却持续多年向银行负责人索要款项，这一行为持续了二十多年。再加上银行系统无法查询到此笔款项的记录，银行猜测这笔钱应该是李某取出后转借给了胡某，因此认为李某与胡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为胡某已经去世，李某试图通过诉讼把责任推给某银行民权支行。
但是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某为了证明自己与银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提交了存折。存折上清楚地记录了账号、户名、存款和取款记录，并且还有信用社的盖章。这样的存折是储户和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关系的有效债权凭证。在李某已经提交初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坚持认为该款项已被支取或账户已销户，那么银行就应该提供相应的取款证明、挂失记录或销户手续等反证。然而，某银行民权支行只是以“系统内无记录”作为抗辩理由，但银行内部系统数据迁移、保存不完善的风险，理应由银行自行承担，不应转嫁给储户。由于银行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向李某支付了该笔款项，因此银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不仅如此，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指出，某银行民权支行声称李某与案外人胡某之间存在个人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李某持有的正是某银行民权支行出具的正式存折，其诉讼请求基于的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李某选择向银行主张相关权利是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的，因此其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最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元，由银行承担。这样，这起“有折无账”的储蓄纠纷终于有了最终的结果。
“系统查无记录”不能成为挡箭牌
“法院对此案的判决非常合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封华清对第一财经说。银行作为与个人储蓄及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机构，与储户之间实质上处于不对等地位，因此我国法律对银行实施严格的监管，对其证据留存和业务流程规范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通常设定为三年，若超过这个期限再主张权利，往往难以得到支持。但银行关系到国家金融秩序和每位公民的财产安全，是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支柱，司法实践中对银行课以更重的举证责任。哪怕存在微小的瑕疵，银行也可能面临重大的不利后果。”封华清说。
封华清认为，就本案而言，银行以老存折存疑为由进行抗辩，却未能提供完整的取款或挂失记录，无法说明资金流向，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监管部门明确规定，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须进行“双录”，若违反规定，消费者可要求赔偿。
“这些情况表明，社会各界和国家法律对银行的期待远高于普通个人。银行必须对其经营管理体系中无法说清、道不明的事项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公平与法律正义，切实保护储户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公信力。”封华清说。
不过，这起案件也给大众提了个醒。许多家庭里可能都压着几本老存折、老存单，时间长了，银行系统经过多次升级后，柜台人员可能无法找到原始记录。虽然这个判决告诉人们，只要持有凭证在手，银行就必须承认。但从风险防范角度来说，储户最好还是及时核对、尽早兑现存款，避免陷入类似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