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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彬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余晓常 摄
↑吴泽洲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英烈墙前。李宏力供图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英烈墙静默伫立。
午间阳光斜斜穿过西窗，恰好照在碑墙第3排的烈士名单上。这一排之中，“黄先彬”三个相同的名字并肩而立，烫金的字体在光线下熠熠生辉。
英烈墙前，斑竹园镇老兵吴泽洲挺直身板，目光凝视着那四个名字，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他缓缓放下手臂，仿佛在与英烈对话：“爷爷，我来看您了。家里一切都好，今年茶叶收成也挺不错。您们放心……”
每隔些日子，吴泽洲都会来到英烈墙前，有时带着妻儿，有时和弟弟吴金国一同前来。“黄先彬是我爷爷，我父亲费了很多年功夫，终于在这面墙上发现了他的名字。”吴泽洲回忆道，自从找到爷爷的名字那天起，父亲吴立普仿佛多了三位父亲，他们兄弟姐妹也添了三位爷爷。
2018年3月22日，吴泽洲84岁的父亲吴立普来到英烈墙前，想要寻找那位从未谋面过的生父——烈士黄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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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天，红4军第10师第29团重机枪连连长黄先彬，与已怀孕的妻子告别，奔赴战场。在激烈的苏家埠战役中，黄先彬身先士卒，最终战死沙场，年仅20岁。
“为了躲避敌人迫害，在我父亲出生前，祖母含泪改嫁。”吴泽洲讲述起家族往事，“父亲没多久就出生了，随了继祖父的姓氏。”尽管如此，吴立普从幼时起就知道，自己的生父姓黄。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身世只能尘封心底，从未对他人提起。
1983年，黄先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次年，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辗转送到了吴立普和年迈母亲的手中。“黄先彬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这短短两行字，母子二人一遍遍摩挲、诵读，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烈士身份得以确认，可父亲葬身何处？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吴立普紧握着这份沉甸甸的证明书，心中愈发坚定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父亲，把他的英雄事迹讲给后人听。
吴立普去了很多地方。县民政局、档案馆，还有周边的几座革命烈士陵园……每到一处，他都仔细询问。可惜年代久远、史料残缺，始终没能找到线索。
直到2018年初，吴立普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人告诉他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英烈墙上，刻着上万名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金寨籍烈士名字，可以去那里寻找。吴立普立刻动身前往。
“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博物馆讲解员胡爱莹回忆道，“吴爷爷拿着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站在英烈墙前，眼神既焦灼又诚恳。”胡爱莹快步上前，详细了解情况后，轻声安慰老人，陪着他一排排仔细查找。
“当找到第3排的‘黄先彬’烈士名字时，吴爷爷激动得双手不停地颤抖。”胡爱莹说，没想到的是，那排名字里，竟然并排刻着四个“黄先彬”。
吴立普怔怔地望着那四个相同的名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部队番号，无从分辨哪一位才是自己的父亲。短暂地沉默后，老人缓缓抬起右手，指尖依次划过每个名字。每当触碰一个，他便亲切地唤一声“爸爸”。当指尖划过最后一个名字，他把额头抵在冰冷的墙面上，肩膀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
许久，老人抬起头，擦去泪水，对胡爱莹说：“分不清了，便不必分了。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后辈的太平岁月献出了生命，都是我的父亲。从今往后，我一起祭奠四位先辈。”
离开时，吴立普想把革命烈士证明书捐赠给博物馆：“先辈的战斗故事，应该让更多人了解，把它留在馆里吧。”馆领导看着这份纸页已经开裂、泛黄的证书，深受感动。他们精心复制了一份用于展览，把原件交还给了吴立普珍藏。
此后两年，每逢清明、国庆、春节，吴立普都会带着全家前来祭拜，摆放好四份祭品。他时常叮嘱家人，四位英烈都是为了家国捐躯，都是家族永不能忘记的亲人。
2021年，吴立普病重。弥留之际，他紧紧握着吴泽洲的手，叮嘱道：“泽洲，我走之后，你要常常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