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仅映照现实世界，也延展着现实，一次次为固化的生活带来启示。文学报出品的影像诗《正在写的人》聚焦这样一些写作者，他们接续传统又开启新程，成为承载创新的容器，用鲜明的个性特征拓展文学的边界，以充满生命力的笔触对抗同质化的AI气息。观众可通过上观新闻、文学报微信视频号、B站及小红书等渠道观赏这部作品，与我们一同探讨文学的走向。
——编者
与其他青年作家不同，张玲玲的写作生涯始于30岁。此前，她是记者，是编剧，偶有小说面世，2017年起在上海一家影视公司担当版权采购工作。“晚开花”的写作者对笔下的故事倾注全部心力。她精心挑选适宜的叙事方式、节奏感、结构和语言风格，在题材挖掘、技法运用和谋篇布局上反复打磨，却乐在其中。2020年成为全职写作者后，足迹遍布故乡、广西、上海，笔下的生存状态流动而飘忽。2023年重返上海，一段漂泊与一份疑虑随之终结。如今，她终于找到合适的写作节奏，剩下的就是耐心静坐，逐字逐句地完成作品。
栗鹿问：日常如何安排？有什么特别的休闲方式？写作和阅读在你生活中各占多少比重？
张玲玲答：根据创作阶段变化。进入稳定创作的时期，会健身、散步、读书、练字，一气呵成时也是如此。但进入修改期或遭遇瓶颈期，我便什么都不做，只守在电脑前消磨时间。这个阶段阅读通常暂停，即便要读也只选择非常熟悉的材料，因为它们早已烂熟于心，不会扰乱思绪。此阶段的写作与阅读之比大约为九比一。
我居住的地方白日喧嚣人潮涌动，所以更偏爱夜晚出门。当时街上人迹罕至，偶遇的猫也不是白天的那拨，它们更为隐秘，更怕生，有些瘸腿或生病的也会出来寻找食物。我和它们渐渐熟络起来。
何晶问：成为全职写作者之前，你在记者和编剧岗位上，小说创作状况怎样？是什么促使你决定专职写作？如今持续写作，尤其是全职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玲玲答：记者时期任务繁重，小说创作多是灵感闪现的产物，写完即发，从不修改。当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最终发表的不多。当编剧时创作精力也有限。正式写作始于担任版权工作之后。
决定专职写作走过漫长的思考过程。我始终在思索如何安身立命，而生存离不开经济基础。事实上，除了财务问题，全职写作还牵涉身体状态、精神追求、社交需求以及创作持久力等诸多方面，后者的难度远超经济压力。
我选择这条路是出于多方面的责任感——对工作、对文学、对自己。感觉之前投入工作时间太久，终于有机会做些真正热爱的事，不再停留在思考和策划层面。
从某种角度说，选择专职写作是一场豪赌，成功率或许不高，但何谓安稳可靠的生活？信心与热情难道不更为珍贵？最忌讳的是短期投机，那样往往损失惨重，但全力以赴稳步前行，或许还有转机。坚持专职写作的阻碍在于持续，而非职业身份本身。
栗鹿问：你的写作生涯在上海拉开序幕，生活与创作的交织想必蕴含许多故事。谈谈你的“上海记忆”吧。
张玲玲答：上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与两位兄长在上海承建工程。他们参与了不少项目，印象最深的是静安寺附近的一栋大厦。父亲修筑这座建筑时，我整个暑假都在上海度过。住在工地工棚里，床是木条和纸板箱拼凑而成。工棚内有烧饭阿姨，由工头妻子兼任，以此节省开支。工地附近有澡堂，但工人舍不得花钱沐浴，大家用皮管接水简单冲洗了事。
后来我母亲转行做批发生意，常去上海进货，我亦随行。记忆犹新的是1996或1997年，父母婚姻出现危机，母亲带我去上海试图挽回关系。她精心打理发型，穿着亮眼的黄色宽肩西服搭配白色牛仔裤。而父亲则坚持穿着旧工装以示区分。可惜愿望落空，最终母亲返回南通，我则独自留下。出发时是白昼，与母亲同乘大巴过汽渡，归途是夜幕中，和父亲在十六铺码头搭乘轮船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