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旧藏的敦煌残卷，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残卷成功缀合，局部情况如图所示。
资料图片
经过专家们细致入微的搜寻，以及反复比对，三十余件残损的敦煌写卷终于被拼接完整。这些残卷分散在六家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还有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海内外收藏单位。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展开拼接后长达三米的写卷，并展示了更多敦煌残卷缀合的成就：原本被认为遗失的一纸得以归位，重新与原卷团聚；那些曾经字迹不全的残损字，也被成功拼接成完整的篇章。
众多拼接缀合后的敦煌写卷，仿佛穿越漫长的岁月重新焕发生机。散落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存逐步汇聚，逐渐变得清晰，再次展现出原本的风采。
近二十年来，张涌泉教授团队潜心钻研敦煌学这个偏门的学术领域。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缀合方法。发现可以缀合的敦煌残卷有一万七千五百号以上，目前已经拼接缀合了一万号以上残卷。
“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系’的基础工作。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辈姜亮夫先生就对此有深刻的见解。”张涌泉深情回望浙江学人与敦煌学的不解情缘，感念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等前辈学者的开创引领。“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约七万号古代写本文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也是丝路文明极宝贵的实物遗存。不过，这些珍贵的文明遗存，却多以残损和分离的状态存在，急需修复和缀合。”张涌泉表示。
但“此事相当困难，想要完成并不容易”，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卷子时常有一卷分裂为三卷、五卷、十卷等情况，“分裂的碎卷又往往散落在各地：或在中国、或存巴黎、或藏伦敦、或保存在日本，所以只有设法将它们收集起来，才能使卷子复原。”
近些年，随着各国藏书机构敦煌文献的公布，张涌泉教授团队对全世界已刊布的敦煌文献进行彻底调查和数字化整理，为敦煌文献建立数据库，并给其中四千多个未定名的残卷作了命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献的“家底”。有了这个基础，敦煌残卷的缀合才成为可能。2014年，张涌泉教授团队的“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课题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
他们逐步总结出一套缀合方法：先是“归类”，将同一种文献或内容相近的文献分类，然后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聚集在一起；再考察行款书迹，通过比对纸张、书风、行款、字体，对比断痕、文意、正背面内容，来确定残卷是否属于同一写本。
以往敦煌文献整理往往只能对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做到“探深井”，但很难“观全景”。张涌泉称，以往的局部、点式整理研究就像“挖宝”，缺少整体把握。而经过近些年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整理研究逐步转向对写本群的研究，不仅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真伪鉴定方面的失误，还为破解敦煌藏经洞性质之谜提出了全新视角。
2025年，项目第一批成果汇编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更多学术成果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也在筹备之中。
更为难得的是“出成果”与“出人才”相得益彰。张涌泉先后吸纳大量学生加入科研团队，指导他们在科研实践中提升能力。“除团队核心成员外，参与本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已有六十多位，他们毕业后分别到各地院校任职，有的已成长为高校的学术骨干。”张涌泉谈到。
近年来AI（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也为学术研究带来影响。在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带领的AI团队与张涌泉教授团队合作，近些年在“AI+文献学”“AI+考古学”等领域开展新尝试。
张涌泉感叹，迄今他和团队的成果，大多依靠“人脑”，要一个一个卷子翻阅、比对，要花“笨功夫”，甘坐“冷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