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让官”属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之别致一景，专指官员对于即将到手且力能胜任的官职、爵位等表现出的推辞姿态。此习俗由个体抉择衍生，逐渐风行开来，终成帝国官僚架构的组成部分。这一篇章，便从“让官”的制度切入，细说中国古代政治场域中的升迁与退隐。
引子
太和七年（833年）三月，幽州蓟城，节度使衙门后院，一片寂静无声。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三人，被安置在厢房之内。厢房门口，有节度使帐下的牙兵持刀站岗，刀刃刚擦磨完毕。厢房桌面上，摊放着朝廷新下发的授官文书：这份文书以麻纸书写制词并加盖连署，首尾用锦绫包裹，配有装饰钿轴，上面题着幽州节度使杨志诚的新衔“检校吏部尚书”，并盖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印泥朱砂色泽鲜明。按规矩，藩镇节帅接收告身，应当在治所的节堂展开宣读，由属官列队旁听，可此时无人主持受诏仪式，四周一片沉寂。
后来，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南下，递上谢恩表和辞让表各一份。谢恩表内称其恭敬接受朝廷旨意，辞让表则明确表示不接受此次任命。朝廷重新制备委任文书和批复文件，再派宦官使者带着诏书前往幽州。王文颖在蓟城辕门迎接到诏书后，既没有行跪拜礼，也未接过文书，随即上马返回幽州。依照《唐六典》卷二之规定，左右丞相、侍中、中书令及六部尚书以上高级官员，可以依法行使“进让”之权。由此可见，杨志诚的谢恩行为符合礼制规范，辞让之举也符合制度流程，但通过扣押使节、扣留告身的方式，直接阻断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交接进程。幽州境内的天子诏令，变成了可供讨价还价的交易筹码。
不过，杨志诚想要的不是造反，而是体面。他扣住使者，不接受告身，只为让牙兵知晓，他们的节帅从天子那里争取到了更高的职位。但体面背后，是牙兵永远无法满足的私欲，是朝廷因战争无力只能给官衔的纵容，是《唐六典》里“进让”条款被当作敲诈的工具。
第一章 范阳非国家所有
太和五年（831年）正月，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在后院鞠场设宴，宴请幕僚宾客。朝廷新赐的德政碑文已送到幽州，宣诏的宫廷使者也在席间参与击鞠。当时鞠场新割青草，甲士分列四周，场面显出太平景象。时任幽州后院副兵马使的杨志诚，掌管节度使亲军的核心武装。“后院”作为节度使最核心的近身亲军，是节度使牙兵系统的核心组成；“副兵马使”并非清贵文职，而是掌握实际兵权的正规军职，统领一队随时可战可备的部队。两《唐书》未记载杨志诚的籍贯与家世，据此判断其既非世家之后，也无科举出身，更非由长安贬谪而来的清流官员，而是卢龙镇的本土人士。
幽州军政体系中潜藏的最大危机，正在官署后院的亲军体系内。鞠场上的击鞠活动仍在继续，球杖击打圆球的清脆声、马蹄踩踏青草的闷响与官员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杨志诚勒住马缰，望向同坐的李载义与敕使，忽然感到眼前一切都如镜花水月。德政碑如何能挡刀兵？宫廷敕使又怎能指挥后院亲军？他转过头，看见自己带领的部众，神情与自己别无二致，都流露出焦躁与对权位的渴望。于是，在鞠场最为喧闹的当口，杨志诚及其党羽突然起身呼喊，发动兵变。这次兵变既未预先布置攻打节度使官署，也未趁夜色纵火突袭，就是一群牙兵在宴饮场所突然吵闹、吆喝、拔刀、驱逐在场人士。喧哗声立刻打断了原有氛围，原有秩序顿时瓦解。
由于这次哗变的乱兵属于李载义直接管辖的后院亲军，李载义来不及调动前院驻军与城防部队，只得带着儿子李正元仓皇撤离蓟城，辗转投奔邻镇义武军的治所易州求取庇护。杨志诚并未派兵追击，对他而言此举并无必要：只要占据节度使官署，接管李载义留下的官印、旌节与行政文书，再派使者前往长安向朝廷上报“军中拥立”之事，整个兵变就算成功了一大半。不出所料，短短数日后，杨志诚即被授予本道马步都知兵马使，成为卢龙军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