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 宋豪新撰稿。
2019年到2022年，三星堆遗址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出土了上万名铜制器物。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以115厘米的高度和头顶铜尊的独特造型，格外引人注意。
7月10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传来信息，今年1月，由四川省考古院主导的研究团队在《考古》杂志发表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的论文。文章指出，这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是分铸而成——尊体和人像分开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制造，最终在三星堆根据实际需求拼接组合。
顶尊跪坐人像的尊圈足是截掉了三分之一后再与人像合成的。顶尊和跪坐的造型表达，或许源自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真实场景，是实际需求的体现。
图为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
四川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也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论文的第一作者。他谈到，这些研究运用了金相、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以及铅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
“通过肉眼就能观察到，铜顶尊跪坐人像的人像部分相对完整，表面锈蚀比较严重，手部因完全矿化已经没有铜质基体，呈现层状剥落。而尊体口沿部位虽然严重变形且部分破损，但锈蚀程度较轻。处在同样的埋藏环境中，尊体和人像的锈蚀程度及锈蚀产物都有所不同，这种现象很可能就是由于基体成分差异造成的。”郭建波介绍，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发现，“铜尊的铜锡含量与人像差不多，但铅含量普遍低于人像。”再结合铸造工艺分析，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成分差异可能与不同器物的制作工序和功能需求有关。“立人像的铸造采用分段铸造工艺，腰部和底座分别浇铸后再连接。这一过程中，使用接近纯铜的底座可能是为了提高承载强度。相比之下，立人像身体和尊的铸造更注重整体造型，因此采用了含锡量较高、流动性更好的青铜合金。”
郭建波表示，文物不同部位铅同位素比值有明显区别的结果显示，尊体与其他部位的矿料来源不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种。第一种可能是尊来源于其他地方，它的矿料来源与生产地都非三星堆，而人像、尊饰件都是三星堆本地铸造的。此外，铸接铜液的铅同位素比值与人像和尊饰件相近，推测这件铜顶尊跪坐人像的最终成型是在三星堆完成的。第二种可能是三星堆工匠使用不同原料配比制造不同器物，尊、人像等的铸造地点和顶尊跪坐人像的组合完成地点都是在三星堆。当地铸铜工匠可能掌握了非常纯熟的矿料识别能力、原料配比和铸铜工艺，根据器物功用、性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矿料进行制作。但这种能够准确区分矿料差异性的直接证据还不充分，似乎也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第三种可能是尊、人像等都在外地铸造，产自一地或两地，再在某一地方进行组装，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在三星堆出土铜器的研究中，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同属于南方青铜文化圈。大口尊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商代中期和殷墟早中期的大口尊相同，明显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南方出土的器物在装饰、用途、器用等方面又有地方特色。这件铜顶尊跪坐人像，大口尊上有独特的龙形和牛首装饰，研究人员推测为是三星堆特有的创造。
青铜尊在三星堆的用途也有所不同。郭建波介绍，青铜尊在商周礼器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主要的酒器之一。但这件顶尊跪坐人像的大口尊内部装有海贝，似乎并非用来盛酒。“特别是尊的腹底部还有一个人为破坏的圆洞，这种不注重容器本身的功能，而是有选择地将其应用于本地祭祀活动之中，并为了祭祀内容对容器进行改制的铸造特点，与中原商文化的青铜器使用情况存在明显区别。”此外，作为底座的铜人像本该做成实心才更加结实稳固，“但现阶段这种空心设计，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节省铜料的考虑
